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8年3月28日公布 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驯养繁殖、开发利用、科学研究等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国家和市重点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国家和市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国家和市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它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适用渔业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条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依法进行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和其它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义务，对侵占或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都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六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把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在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驯养繁殖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或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七条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市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区、县（市）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区、县（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市的规定组织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建立资源档案。
第八条 保护管理野生动物资源所需经费，在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经费中列支，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基金制度。

第二章 野生动物保护
第九条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按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执行；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按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执行。
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报国务院备案，市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名录，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公布，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条 每年十月为重庆市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每年四月的第一周为重庆市爱鸟周。
第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采取生物和工程技术措施，改善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环境和食物条件。
单位和个人对伤病、饥饿、受困、搁浅、迷途的国家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尽力救护，并及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禁止污染野生动物生息环境；禁止破坏野生动物巢、穴、洞、索饵场和泅游通道；禁止在国家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使用有毒有害药物。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在国家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地区和水域划定自然保护区。在野生动物资源遭受严重破坏或资源贫乏的地区，由县级人民政府划定限期性的禁止猎捕区。分布零散的珍稀野生动物，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明令保护。
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和用途，未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不得改变。
在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猎捕。
第十四条 在国家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集中分布区，应逐级建立保护管理责任制。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鲜鱼主要生息繁衍场所所在区、县（市），对鲜鱼的保护实行区、县（市）人民政府首长负责制。
第十五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应当采取防范措施。
因保护国家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它损失的，应给予补偿。补偿经费由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承担。具体补偿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猎捕管理
第十六条 禁止捕杀、采集国家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含卵）。因科学研究、养殖、展览、交换、赠送或其它特殊情况，需要捕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和市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的，必须经区、县（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向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第十七条 猎捕国家和市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必须经区、县（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向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猎捕证。猎捕证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印制。
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下达，不得超过。猎捕证每年验证一次。
第十八条 猎捕者应按批准的种类、数量、场所、期限、工具、方法进行猎捕。严禁非法猎捕。
第十九条 禁止使用军用武器、小口径步枪、汽枪、毒药、炸药、地弓、地枪、铁夹、猎套、鸟网、陷阱、火攻、电力等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因特殊需要使用猎套、鸟网、陷阱捕捉的，必须经区、县（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误捕国家和市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应立即无条件地放回原生息场所；误伤的应及时救护，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死亡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禁止猎捕、买卖国家和市保护的益鸟。
禁止在城市、工矿、乡镇、村院等人口聚居区，捕捉、猎杀鸟类，采集鸟卵，捣毁鸟巢。
禁止捕杀、买卖青蛙。
第二十二条 外国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标本采集或者在野外拍摄电影、录像的，必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外国人需要携带、邮寄或以其它方式将野生动物标本及其衍生物运出国（边）境的，必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在适合狩猎的区域建立固定狩猎场所的，必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 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管理
第二十四条 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加强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饲养场、驯养繁殖场、科学研究单位和动物园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须按下列规定申请领取驯养繁殖许可证：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属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属国家和市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由区、县（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
驯养繁殖许可证每年十二月验证一次。从事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无证猎捕的野生动物。
停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应向批准机关申请注销驯养繁殖许可证，按规定妥善处理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
第二十六条 持证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每年十二月应向所在区、县（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报下年度驯养繁殖计划和产品销售计划，经审核后，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执行。
第二十七条 禁止非法出售、收购、利用、加工、转让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因科学研究、养殖、展览、交换、赠送和其它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加工、转让的，属国家一级野生动物或其产品，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
位批准；属国家二级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以及属国家和市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批准。
第二十八条 运输、邮寄和携带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必须办理准运证。对无准运证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承运。
出区、县（市）的准运证，由所在区、县（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出市境的，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核发；出国（边）境的，必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运输野生动物或其产品不得超越准运证规定的种类、数量、期限和起止地点，活体野生动物的运输及装卸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和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依法设立的木材检查站监督检查野生动物运输情况，对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为有权制止，并予以扣留实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木材检查站挡获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当及时交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三十条 经营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经营许可证，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印制；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对经营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其它行政管理部门都应依法加强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它行政管理部门在依法监督管理中挡获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应及时交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禁止宾馆、饭店、餐厅、招待所等饮食行业非法经营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第三十二条 持证经营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每年十二月应向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申报下年度收购和销售计划，经批准后执行。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超越经营许可证规定经营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第三十三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和办法，按照国家和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同时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或其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的行为，需要处以罚款的，分别依照其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非法捕杀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以相当于猎获物价值八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八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外国人未经批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标本采集或者在野外拍摄电影、录像的，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考察、拍摄的资料以及所获标本，可并处四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误捕国家或市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不立即放回原生息场所，或者误伤（死）国家和市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不及时救护与报告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纠正，可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按下列标准罚款：
（一）对捕杀青蛙者按每只二至十元罚款；
（二）对经营青蛙者按每只五至二十元罚款；
（三）对购买青蛙者按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猎捕、买卖国家和市保护的益鸟，或者在人口聚居区捕捉猎杀鸟类、采集鸟卵、捣毁鸟巢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猎获物及其猎捕工具，可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没收猎捕工具，可处一千元以下的
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的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没收野生动物、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违反本办法规定，收购无证猎捕的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证件，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一）伪造、倒卖、转让猎捕证、驯养繁殖许可证，准运证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伪造、倒卖、转让经营许可证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售、收购、运输、携带非国家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五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规定，加工、利用、转让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或者邮寄国家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产品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超越准运证规定的种类、数量、期限运输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无证运输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行为处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狩猎活动，没收违法所得、狩猎工具和实物，可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承运无准运证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承运者的违法所得，可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可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
（一）非法经营非国家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非法经营国家和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逾期不缴纳的，处应缴纳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对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除依法给予处罚外，由区、县（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和市规定的收费标准，追缴二至五倍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可以由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行使。
第五十条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的行政处罚，必须出具处罚决定书。罚款、没收实物或违法所得，必须出具财务专用收据。
第五十一条 超过控制指标发放的猎捕证或者越权发放的猎捕证无效，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上一级机关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
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有关用语的含义：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由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的野生动物和从国外引进的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
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由市人民政府公布的《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的野生动物和从国外引进的其它野生动物。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是指由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的野生动物。
市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是指由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重庆市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的野生动物。
经营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包括出售、收购、利用、加工、转让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行为。
第五十六条 外省进入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野生动物，属于原产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可以视为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适用于本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属于原产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可以视为本市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适用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水生野
生动物可以视为本市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适用渔业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七条 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种类、名称等需要作出鉴定的，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专门机构进行。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均含本数。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涉及陆生野生动物的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涉及水生野生动物的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1998年3月28日
受贿罪的本质及其要件

钊作俊*

内容摘要：受贿罪的本质在于背离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作为其法定要件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即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又包括利用与其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的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即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但不宜包括事前或者事后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既不单纯是主观要件，也不仅仅是客观要件，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与统一；“为他人谋利益”不应被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关键词：受贿罪；本质；要件；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关于受贿罪的本质属性
对于犯罪的本质，我国学者一般采社会危害性标准说，并进而认为，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的要件中最为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基于此，我国学界在对受贿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的廉政建设秩序这一点上，争议不大。成为热点的争议问题是其直接客体的内容及其表述，对此，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以下六种不同的观点：一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二曰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三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四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经济管理的正常活动；五曰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发展和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六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1]
那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从立法的规定来看，受贿罪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一种腐败犯罪。按照有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职务，行使一定的职权，但也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国家赋予其职务和职权不是让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更不是便利其实施违法犯罪的，而是用于为国家、社会和公众服务的。就此而言，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是其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大众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条件，他理应严格依法并适用履行，廉洁从政，奉公守法。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反其道而行之，即属于背离职责的行为，而这种背离职责的行为无疑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因为你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你不应当接受他人的利益；既然你接受了他人的利益，而不管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你的行为就属于不廉洁行为。显然，将廉洁义务作为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适合于所有的接受财物的受贿行为。至于受贿行为对其他社会关系的侵犯，我们认为并非必然：首先，受贿有受贿枉法与受贿不枉法之分，受贿枉法者无疑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发展，但受贿不枉法者并不必然侵犯着国家机关及相关单位的正常活动和发展，而仅仅背离了其廉洁义务；其次，受贿有主动交付财物与被动给予之分，基于被动给予的索贿行为当然侵犯着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但主动交付他人财物的行为，从民法所有权性质上讲是所有权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何谈侵犯着财产所有权呢？再次，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是任何一种经济犯罪都必然危害的社会关系，不具有犯罪客体的直接性和具体性，将其作为受贿罪直接客体的内容，无以正确理解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何况，受贿行为并不必然侵犯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在汉语语词的意义上，“性”字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系性格、属性、归属、表现之义，其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明确，而刑法中的犯罪客体是一种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作为直接客体的内容似与犯罪客体的本质不相符合。有鉴于此，我们主张用权利义务内容比较明显的“廉洁义务”代替“职务廉洁性”。如是，可以认为，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即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不牟求私利的义务。
既然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那么，何种收受行为才背离这一廉洁义务呢？对此，涉及到贿赂的范围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学界存在着“财物说”、“财产性利益说”和“利益说”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财物说”认为，贿赂仅限于金钱或者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财产性利益当然也不能被包括在内；“财产性利益说”（又称物质性利益说）认为，贿赂除了金钱及其他财物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如提供房屋使用权、设定债权、免除债务、免费提供旅游、提供劳务或者担保、降低贷款利息等；“利益说”（或称需要说）认为，凡是能够满足人的物质或者精神需要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财产的或非财产性的利益，如安排子女就业、解决招工指标甚至提供色情服务等均应视为贿赂。[2]那么，如何根据我国的刑法立法和司法实际状况正确界定“贿赂”的范围呢？学界的通说系采财产性利益说，即贿赂的范围除了包括金钱和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3]我们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但我们同时认为，司法实践中还应当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作进一步的扩张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据此，财物、财产性利益以外的其他手段似应当被包括在贿赂的内容之中。显然，如果仅仅根据刑法分则关于受贿罪的规定，贿赂仅仅限于财物，最多可以扩张解释为包括着其他财产性利益；但如果从上述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法而言，贿赂的范围又不仅仅限于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还包括“其他手段”。何谓“其他手段”呢？显然，只要是供“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所使用的手段都属于之，并且又都属于“贿赂”的范围。再进一步从受贿罪的本质在于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的角度而言，接受任何不当利益的行为都背离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如果仅仅惩治接受财物的行为，而不惩治接受其他利益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的保护是否全面？是否与受贿的本质相冲突？按照我们对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的理解，接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背离了廉洁义务，接受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背离了廉洁义务，而接受其他利益的行为如接受性服务等，同样背离了廉洁义务。对此，刑法应当作适当修改，将国家工作人员背离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所收受或者接受的任何不当利益都纳入到贿赂之中。事实上，国外有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比如，日本刑法中虽然没有在受贿罪中明确“贿赂”的具体内容，但其判例的解释相当宽泛，具体包括：1、金融利益；2、债务；3、艺妓的表演；4、性服务；5、公私职务的有利地位；6、参与投机事业的机会；7、帮助介绍职业；7、金额、履行期未确定的谢礼；9、将来在建立的公司股票；10、其他满足人们需要和欲望的一切利益。[4]这一解释对我们现阶段的惩腐倡廉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应当将国家工作人员背离职责接受的任何不正当利益都作为贿赂的范围，财产属于贿赂，财产性利益也属于贿赂，即使是非财产性利益，如接受性服务或者观看艳舞表演等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也构成贿赂。当然，这种不能用金钱具体测量的非财产性利益如何作为量刑的根据，我们认为，可以根据行为人接受该非财产性利益而使他人支付的金钱为标准，比如以接受性服务或者观看艳舞表演而由相对人支付的金钱为标准，或者根据行为人接受的非财产性利益的次数如接受性服务的次数在三次以上为标准，考虑其犯罪情节，综合认定。
既然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那么，从理论上讲，只要将侵犯该廉洁义务的行为实施完毕，即构成受贿罪的既遂，而不问该行为是否对其他社会关系造成危害。所谓侵犯廉洁义务的行为实施完毕，就意味着收受或者接受他人利益的行为实施完毕。至于如何认定该行为的实施完毕，刑法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既遂，应从受贿人的承诺时算起，其中，索取贿赂的应从实施索取贿赂行为之时开始；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罪既遂和未遂的界限，应当取决于受贿人是否实际收受了贿赂；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既遂，应以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了私利作为标准。[5]按照我们的理解，受贿罪是以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为内容的罪种，因此，只要收受或者接受了他人的利益，其廉洁的义务和形象就会被现实的危害着。就此而言，受贿罪是以实际上的获取财物为既遂成立要件的结果犯。显然，第一种观点不适当地扩大了受贿既遂的范围；而第三种观点又人为地缩小了受贿既遂的成立范围，相比之下，第二种观点较为可取。在我们看来，已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并且在实际上获得了数额较大的公共财物的，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构成了现实的危害，从而构成既遂；反之，行为人虽然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得数额较大财物的，则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尚未造成现实的危害，从而属于犯罪未遂；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以后，在获取财物以前自动中止其接受或者索取财物行为的，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的危害也因此终止，属于犯罪中止，如已经向他人要求给付财物的，由于害怕受到刑事追究而中止索要行为的。为受贿的实施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如为索取他人财物而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等等，均属于犯罪预备；在犯罪的预备阶段，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着手实施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属于犯罪预备，如在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过程中，被他人发现制止预备行为的；基于自己的意志而未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则属于预备阶段的中止，如在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过程中，打消受贿意念而中止寻找行为的。
二、关于受贿罪的要件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包括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以及利用本人的职务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第三者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从中受贿；[6]二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方便条件，即利用自己职务上主管、经管、经手的便利条件，而不是指熟悉工作环境的条件，也不是指利用他人职务的方便或影响等条件；[7]三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包括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且包括利用职务的影响而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之便，甚至包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职务而纯粹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8]对此，我们认为，受贿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腐败犯罪，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只有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具有因果联系，才可以称之为腐败犯罪，否则，如果收受财物的行为和职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何谈对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的背离呢？因此，既不能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无限扩大的解释，也不能作过于狭隘的解释。基于此，我们主张，贿赂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当指行为人利用自己所担负职务的便利条件，而不能利用他人担负的职务的便利条件。利用他人职务自己收受贿赂，二者之间不具有因果联系，当然不背离其廉洁义务。显然，上述第一种、第三种观点将利用第三者的职务行为收受财物都作为受贿罪处理，过于宽泛地理解了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便利。就此而言，第二种观点较为合适，但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界定。在我们看来，利用职务之便，就是指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也包括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所谓利用本人职权，是指行为人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职权范围内主管、管理、经办钱物或者其他公共事务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权钱、权物、权利与利益交易的赤裸裸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具有权钱、权物交易的直接性；所谓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利用本人在职权或者地位上处于控制、操纵、干预他人或者处于优势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未直接利用其的职权，但却利用了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优势和便利条件，如果没有其职权或者地位，权钱交易就不可能实现。与直接利用职权所进行的权钱、权物交易相比，这种权钱、权物、权利与利益的交易具有间接性。
需要说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仅指利用本人现在职务上的便利，抑或包括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过去曾经担任但现在已不再担任的某种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现在还未担任但将要担任的某种职务上的便利。对于这两种情况下的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外国刑法中有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罪的规定。[9]但我国刑法并未有这方面的规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当仅指利用现有职务上的便利，而不能包括过去或者将来职务上的便利。[10]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
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及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刑法界存在着“客观要件说”与“主观要件说”之对立。前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因此将其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11]后者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相交换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曰答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12]对此如何认识与评价？我们认为，首先，从性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利益”，既可以是合法的利益，也可以是非法的利益；既可以是正当的利益，也可以是不正当的利益；既可以是物质性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性利益。因为刑法对“利益”的性质未作界定；其次，从作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仅限定着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而不限定索取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法定要件。因为刑法第385条关于受贿罪的法条中，在“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这句话之前，用的是“索取他人财物的”，而这个“的”字就意味着其前面的意思和后面的意思是并列的；再次，从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讲，“为他人谋取利益”既不可以作纯主观要件的理解，更不可以作纯客观要件的理解，而应当从主客观相结合、相统一的角度予以理解。也就是说，不管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还是客观上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具体案件中，有的可能侧重于客观要件即主要是以客观要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虽然没有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实际已着手为他人谋利益的；有的则侧重于主观要件即主要是以主观要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承诺为他人谋利益但最终由于其他原因没有为行贿人谋取到利益。[13]具体而言，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法定要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认定：
其一，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在事前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明知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是对相对人给付财物的报酬，因此，不管行为人在实际上是否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都完全符合现行刑法对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规定。也就是说，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作出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并基于此承诺而接受相对人的财物或者意图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再接受财物的，即构成受贿罪。当然，行为人作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必须与所接受的财物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原因，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结果，没有相对人的给付或者承诺给付财物，行为人就不会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如果行为人作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不是他人给付财物引起的，即非法接受财物与承诺没有因果关系，就体现不出受贿的权钱交易本质，从而也就不成立受贿罪。
在司法实践中，基于承诺所构成的受贿罪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接受财物在先，作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一般是会履行承诺的。但不管行为人在实际上是否履行承诺，只要有这种承诺并接受了他人的财物，就构成受贿罪；二是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在先，而接受财物在后的。对此，行为人一般也是会履行承诺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利益，相对人也交付了财物，但由于案发或者其他原因，而在实际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这种情况也构成受贿罪；三是接受财物与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往往是在接受他人财物后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其二，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作出过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事实上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且其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因，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果。司法实践中这种形式的受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一是接受财物在先，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后，这是最为通常的受贿形式；二是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在先，接受他人财物在后。这种形式虽然较少，但只要查明为他人谋取利益与非法接受他人财物具有因果关系，即可以受贿罪论处；三是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发生，这种情况的受贿也比较少见，因此同样需要查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综上，在被动接受他人财物的受贿案件中，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仅仅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接受了他人财物，还不能据此就认为其行为构成了受贿罪。要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还必须同时证明行为人确曾承诺（不论是事前还是事后）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虽然没有承诺，但在事实上、客观上为相对人谋取了利益或者已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其承诺或者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与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否则，仅仅被动接受他人的财物，而未有证据证明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在，按照刑法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就不应当对行为人以受贿罪论处。显然，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背离了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的理念，同时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认定上的困难：如果行为人在客观上、实际上为相对人谋取了利益，这属于客观存在、客观事实，对此，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证明，在具体定罪时也不会产生争论；但问题是如果行为人仅仅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由于这种承诺属于主观性的东西，司法实践中往往比较难以认定，从而造成受贿案件的定性困难；有的甚至是虽然作出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后来又不想为相对人谋取利益，从而对造成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上的困难。因此，为了准确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我们建议，刑法应当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要么将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纯记述性的、不需要法官进行价值评价就能作出决定的客观要件，并解释为行为人在实际上为相对人谋取到了利益；[14]要么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在理论上引起争论、在实践中不好证明、不利于操作并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相矛盾的模棱两可的东西从受贿罪的法定要件中删去，直接将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因为，收受贿赂的行为本身即背离了其廉洁义务。


*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 ），男，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04.
[2]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11—612.
[3]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36.
[4] 中日公务员贿赂犯罪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法学研究,1994,(4).
[5] 高铭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695.
[6] 蒋无清.利用第三人职务便利收受财物的行为定性问题探讨[J].人民检察,1989,(4).
[7]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60.
[8] 周其华.严重经济犯罪与严重刑事犯罪的认定与处理[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41—42.
[9] 事前受贿罪是指将要充当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关于其将要担任的职务上，接受请托而要求、约定或收受贿赂的行为；事后受贿罪是指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于其任职时接受请托，关于职务上曾从事不正当的行为或不从事应当从事的行为，要求、约定或收受贿赂的行为。详请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83—784.
[10] 当然，从刑法完善的角度而言，对于事前或者事后接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由于其仍然背离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仍应以受贿罪论处。不过，这已不属于“实然”而系属于“应然”的问题。
[11]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604.
[12] 王作富,陈兴良.受贿罪若干要件之研讨[J].载杨敦先,等.廉政建设与刑法功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136.
[13] 一般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四种情况：其一，已经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尚未实际进行；其二，正在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尚未取得结果；其三，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尚未完全实现；其四，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全部实现了他人的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能仅限于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只要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至于这种许诺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可以不问。详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下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1139—1140.
[14] 这种立法模式显然不利于惩治受贿犯罪，也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在于背离其廉洁义务的意蕴相冲突。


标题：受贿罪的本质及其要件
英文：On the Essence and Essentials of Bribery Crime
——发表于《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