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危险驾驶罪/李德凤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07: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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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危险驾驶罪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下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机动车罪是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城镇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竞逐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
设立“危险驾驶罪”，社会公众有呼声、人大代表有建议、政协委员有提案，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管是代表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的日本、德国，还是代表普通法系的英国和美国部分地区，都在本国和地区的刑法范围内强调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时下。因此,我国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对违法驾驶机动车辆行为专项惩处力度的加大，也是保障公民生命权益的又一司法举措，更是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立法贡献。
笔者试图以刑法修正案（八）二十二条为基础，结合一些假设事例，试图以个人观点对危险驾驶罪提出拙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谋求法律解释的进一步明晰，有助于司法实践更好把握和运用。
案例（一）王某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后驾车在公路上行驶，交警见其驾驶行为异常拦下王某，对其进行酒精测试结果并无喝酒行为。后因其语无伦次等现象怀疑其吸食毒品，将其带回公安局。
在此案例中，一般而言，王某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一般违法行为，并非犯罪，仅仅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吸毒后驾驶、吸食精神药物后驾驶不是比醉酒驾驶危害更大吗？但二十二条却仅将其中的较为常发易见的醉酒驾驶、飙车行为规定其中，而忽略了其他行为，似乎缺乏缜密性。
在危险驾驶行为的界定上，危险驾驶行为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造成或增加不应有的危险的行为。严格意义上的危险驾驶行为应当是指“高危性不安全驾驶”。这种危险驾驶是指驾驶人员的驾驶状态和驾驶行为极为危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种危险驾驶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驾驶状态的高度危险，如饮酒、服用毒品、麻醉剂、疲劳驾驶等情形；另一种情况是驾驶行为的高度危险，包括严重超速行驶、无证驾驶或明知车辆不符合安全要求仍然驾驶等[1]。
其他对危险驾驶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以“醉酒驾驶、吸毒驾驶和严重超速驾驶”为危险驾驶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危险驾驶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我国规定的危险驾驶犯罪，在内容上仅规定了“醉酒驾驶”以及“飙车”行为，似乎内容过于狭窄。“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2]所以刑法应将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严重侵犯或威胁法益的行为都纳入打击的范围。同时，在司法解释中在类型描述上应严格予以限定，在具体行为判断上，只有那些具有转化为现实危险可能性的危险驾驶行为， 才能够纳入刑法视野， 防止刑法在司法解释上过度扩张。
案例（二）王某（酒量很高）于前夜大量饮酒，次日酒醒后（头脑清醒），驾车去公司上班，被交警检查拦下后，经酒精测试体内仍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恰好达到80毫克，为醉酒驾车。
在此案例中，由于我国目前认定醉酒的标准是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标准，那么王某前一天晚上由于饮酒过量而致使第二天早上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并达到醉酒标准的驾驶行为应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刑法。
笔者认为王某认识不到自己是在醉酒驾车的，即王某正常驾驶车辆且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的，不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将有客观归罪之嫌。但是，如果王某明知自己仍处于醉酒状态而执意驾驶车辆的，则应按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十二条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两种情形应该认为是故意犯罪，这既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的认识因素，又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的意志因素。首先，这种故意应表现为机动车驾驶人在明知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况下不顾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醉酒驾或驶追逐竞驶并放任这种危险状态的存在；其次，就违反交通法规而言，机动车驾驶人是明知故犯，表现为一种直接故意，就因其自身行为而造成的对公共交通秩序的危害和由此而形成的危险状态而言，机动车驾驶人则表现为一种放任或过于自信的过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十二条在执行过程中应适当考虑机动车驾驶人的主观因素，饮酒后对机体神经的麻痹有必然的客观影响，但是每个人对酒精的反应不一致，对酒精的耐受程度也有较大差异，不能不考虑行为人对酒精的耐受程度，对于醉酒驾驶还应当出台更为完善的检验措施。同时合理衡量其主观的社会危害性及预期危险性，有效的避免法律的僵硬实施。
案例(三) 秦某驾驶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因回家心切便高速行驶，在加速超越前车时，前车汽车司机争强好胜，便加速追赶！此时被执勤交警拦下。
试问秦某是否被认定为追逐竞驾行为,笔者认为秦某并没有与追逐竞驶对象的意思联络，只是秦某意图使自己的车辆高速行驶超过其他车辆，由于车速快客观上形成了“追逐竞驶”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由于主观恶意很弱，并且加之所处环境并没有对其他法益造成紧迫危险，一般应不宜认定为犯罪。
“高速行驶”不等于“追逐竞驶”行为，高速驾驶行为并不一定具有追逐竞驶的特征，其可以在没有追逐竞驶对象的情况下单独完成。而追逐竞驶则必须要求有一个以上的追逐竞驶对象，驾驶者之间有无事先的意思联络也应考虑在内，如数名司机商定驾驶自己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玩“飙车”在有意思联络和追逐竞驶状态下，按照危险驾驶处罚；或者是虽无意思联络，同时客观上构成三次相互追逐，具备下列情节（1.因追逐而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较大人身财产损失(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的;2.追逐车速达到或超过行驶路段的规定车速的1.5倍的;3.在闹市区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追逐造成交通阻塞半个小时以上的;4.有其他恶劣情节）时，认定为危险驾驶行为。要严格限定追逐竞驶的行为模式，并不是所有高速行驶的车辆均构成本罪，考虑行为人所处的环境、潜在的危险性、行为人心态等情况，以免造成打击面过大。此外，由于车辆运送紧急病人、处理特殊紧急事务等情况也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各种因素，不应一概以犯罪论。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下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机动车罪是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城镇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竞逐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
设立“危险驾驶罪”，社会公众有呼声、人大代表有建议、政协委员有提案，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管是代表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的日本、德国，还是代表普通法系的英国和美国部分地区，都在本国和地区的刑法范围内强调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时下。因此,我国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对违法驾驶机动车辆行为专项惩处力度的加大，也是保障公民生命权益的又一司法举措，更是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立法贡献。
笔者试图以刑法修正案（八）二十二条为基础，结合一些假设事例，试图以个人观点对危险驾驶罪提出拙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谋求法律解释的进一步明晰，有助于司法实践更好把握和运用。
案例（一）王某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后驾车在公路上行驶，交警见其驾驶行为异常拦下王某，对其进行酒精测试结果并无喝酒行为。后因其语无伦次等现象怀疑其吸食毒品，将其带回公安局。
在此案例中，一般而言，王某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一般违法行为，并非犯罪，仅仅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吸毒后驾驶、吸食精神药物后驾驶不是比醉酒驾驶危害更大吗？但二十二条却仅将其中的较为常发易见的醉酒驾驶、飙车行为规定其中，而忽略了其他行为，似乎缺乏缜密性。
在危险驾驶行为的界定上，危险驾驶行为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造成或增加不应有的危险的行为。严格意义上的危险驾驶行为应当是指“高危性不安全驾驶”。这种危险驾驶是指驾驶人员的驾驶状态和驾驶行为极为危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种危险驾驶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驾驶状态的高度危险，如饮酒、服用毒品、麻醉剂、疲劳驾驶等情形；另一种情况是驾驶行为的高度危险，包括严重超速行驶、无证驾驶或明知车辆不符合安全要求仍然驾驶等[1]。
其他对危险驾驶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以“醉酒驾驶、吸毒驾驶和严重超速驾驶”为危险驾驶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危险驾驶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我国规定的危险驾驶犯罪，在内容上仅规定了“醉酒驾驶”以及“飙车”行为，似乎内容过于狭窄。“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2]所以刑法应将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严重侵犯或威胁法益的行为都纳入打击的范围。同时，在司法解释中在类型描述上应严格予以限定，在具体行为判断上，只有那些具有转化为现实危险可能性的危险驾驶行为， 才能够纳入刑法视野， 防止刑法在司法解释上过度扩张。
案例（二）王某（酒量很高）于前夜大量饮酒，次日酒醒后（头脑清醒），驾车去公司上班，被交警检查拦下后，经酒精测试体内仍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恰好达到80毫克，为醉酒驾车。
在此案例中，由于我国目前认定醉酒的标准是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标准，那么王某前一天晚上由于饮酒过量而致使第二天早上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并达到醉酒标准的驾驶行为应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刑法。
笔者认为王某认识不到自己是在醉酒驾车的，即王某正常驾驶车辆且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的，不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将有客观归罪之嫌。但是，如果王某明知自己仍处于醉酒状态而执意驾驶车辆的，则应按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十二条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两种情形应该认为是故意犯罪，这既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的认识因素，又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的意志因素。首先，这种故意应表现为机动车驾驶人在明知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况下不顾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醉酒驾或驶追逐竞驶并放任这种危险状态的存在；其次，就违反交通法规而言，机动车驾驶人是明知故犯，表现为一种直接故意，就因其自身行为而造成的对公共交通秩序的危害和由此而形成的危险状态而言，机动车驾驶人则表现为一种放任或过于自信的过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十二条在执行过程中应适当考虑机动车驾驶人的主观因素，饮酒后对机体神经的麻痹有必然的客观影响，但是每个人对酒精的反应不一致，对酒精的耐受程度也有较大差异，不能不考虑行为人对酒精的耐受程度，对于醉酒驾驶还应当出台更为完善的检验措施。同时合理衡量其主观的社会危害性及预期危险性，有效的避免法律的僵硬实施。
案例(三) 秦某驾驶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因回家心切便高速行驶，在加速超越前车时，前车汽车司机争强好胜，便加速追赶！此时被执勤交警拦下。
试问秦某是否被认定为追逐竞驾行为,笔者认为秦某并没有与追逐竞驶对象的意思联络，只是秦某意图使自己的车辆高速行驶超过其他车辆，由于车速快客观上形成了“追逐竞驶”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由于主观恶意很弱，并且加之所处环境并没有对其他法益造成紧迫危险，一般应不宜认定为犯罪。
“高速行驶”不等于“追逐竞驶”行为，高速驾驶行为并不一定具有追逐竞驶的特征，其可以在没有追逐竞驶对象的情况下单独完成。而追逐竞驶则必须要求有一个以上的追逐竞驶对象，驾驶者之间有无事先的意思联络也应考虑在内，如数名司机商定驾驶自己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玩“飙车”在有意思联络和追逐竞驶状态下，按照危险驾驶处罚；或者是虽无意思联络，同时客观上构成三次相互追逐，具备下列情节（1.因追逐而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较大人身财产损失(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的;2.追逐车速达到或超过行驶路段的规定车速的1.5倍的;3.在闹市区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追逐造成交通阻塞半个小时以上的;4.有其他恶劣情节）时，认定为危险驾驶行为。要严格限定追逐竞驶的行为模式，并不是所有高速行驶的车辆均构成本罪，考虑行为人所处的环境、潜在的危险性、行为人心态等情况，以免造成打击面过大。此外，由于车辆运送紧急病人、处理特殊紧急事务等情况也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各种因素，不应一概以犯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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