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眼中的“法商融合”

年初的全国两会期间，官方高调向世人宣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就此看出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十六字方略中“有法可依”的目标全面实现，接下来的问题就转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轨道上。恰在此时“中国大律师网”适时推出“法商融合”的理念，在大企业和大律师之间构架平台，促成大企业和大律师的精诚合作。

法商融合是法界商界两个行业、两种职业、两大事业的团圆

如何认识和理解“法商融合”理念，企业界和律师界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核心都放在发展上，企业发展离不开法律荷护，依托法律完善商事规则，应合“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经济是诚信经济，诚信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规律。
法商融合是法律与商业两大“行业”间的契合，是企业家与法律人两大“职业”的配合，是商业与律师业两大“事业”的道合。企业从原创走向成熟，借规则和法律的辅助，法律以新形象示人，成为不可阻挡的自然趋势。
早年企业曾有脱离法律的时代，因此滑入不顾法律功能的漩涡，这些过时的问题至今难忘记。首富国美集团董事局原主席黄光裕涉嫌经济犯罪被判，以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领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中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因受贿罪被判死缓；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家岭涉嫌信用证诈骗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受贿等罪被判无期；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鹏飞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无期徒刑；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犯受贿罪、贪污罪已被执行死刑；中国长城信托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原总经理杨彦明犯贪污罪、受贿罪被执行死刑，成为中国证券界获死刑第一人；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李经纬涉嫌贪污罪被拘；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挪用资金等罪被判10年；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田文华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无期徒刑；胡润慈善榜富豪周氏集团原董事长周小弟因故意伤害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判14年。他们曾经在中国商海中叱咤风云，他们曾经作为中国式大局的主角，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人们却忘不了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剧烈转型时代，法治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渐行于灰色中间地带，企业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法律挑战，说到这里，我们认为企业的发展要靠法律撑起来，而不是单靠企业家的思考，偏离法律的发展是迷失自我的是无生命力的发展。
中国的法律实践有太多的变化，容易使人忽略法律的生命，依靠法律的企业是从开着的正门走进去的，脱离法律的企业是装着游离灵魂的企业，早早晚晚会眼睁睁看着被法律排斥的。
律师根据自己对法律实践的切身感受表达想法，法律界人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体味着对法律的深透思考和感悟，法律的理念和形式越来越丰富，已经形成一种汇为大潮的趋势一样。法律现象在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的内心中接受着不同的冲击，也留下各异象影响，结论是不注重法律才是悲剧，眼下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全面形成，意味着结束了无法可依的时代，对企业的规范化趋于完善，由此也给商业发展留足了空间拓宽了路子，只要沿路而行，企业才能达到光明的彼岸。

法律的作用是荷护而不是枷锁

企业的发展和进程是有逻辑规律的，规律性的进程是法律判断的基础，企业的目的是利润，法律的目的是权利，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企业商务行为中，法律界人士可能随时提出可能是很先进的好注意，更有可能具有创新色彩。律师常常在看似技术细节的背后找出大的精神，法律之事是一项慢工夫，处于趋向先知先觉的从容境界，是法律人士专业努力与准备的结果，不是凭空而来，无论对待什么纠纷或各种方案，都需要提前精心准备，为的是摆脱手忙脚乱的局面。法律界人士如果经验足够丰富，对特定商事程序的进展和事态发展会有预感，能即时做出预测，在预感预测的基础上设计预案，提出企业改革发展谋略。法律上的成功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是多种品质综合作用的结果。律师的办案其实是组合的艺术，是多种技能的组合，是战术与战略的组合，不只是勇敢执着，更体现实实在在的敬业，商业律师的谋略是不断完善不断渐入佳境的过程，难有一次到位的。法律诸事为企业商事中最复杂之现象，律师把法律看作是社会的轴承一样，不可被低估，如果低估法律，则是企业家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对商界人士而言法律是个奇怪的动物，总是在想不到的时候咬人，在被咬了之后才痛苦地感觉到法律是有牙的，甚至可以咬残，咬死人，《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的王荣利律师选取了85例案件，按“国企”、“民营”分为两大部分，他发现不管是“国企”还是“民营”，这些涉案企业家大都曾得到过很高政治地位和荣誉，已确定犯罪罪名的34名涉案国企企业家中，涉嫌受贿罪的有28名，涉嫌贪污罪的有16名，涉嫌挪用公款罪的有8名，涉嫌其他犯罪罪名的有8人，涉及12项罪名；身价亿元以上者多达36人有7人判死，如以金钱而论在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民营企业高官49人中已经确定罪名的有43人，涉及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等罪的经济类案件22例；涉黑案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类别犯罪4例。在已做出判决的21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22人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缓的1人，被判无期的2人，被判20年徒刑的1人，被判10-15年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徒刑的有3人。从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发现，2009年因涉嫌犯罪落马或者被调查的民营企业家影响巨大的约有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苏州大方特种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荣生60岁，年龄最小的是石家庄市瑞华线材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云娜31岁，25人平均年龄为46.04岁。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一年因涉嫌犯罪落马的11名国企企业家中，年龄最大者为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曾德新和该公司原副总经理黄旭明为63岁，年龄最小者为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阜阳分行腾达支行原副行长李群和浙江巨化集团公司热电厂原厂长、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原总经理廖为宏，分别为45岁46岁，11人平均年龄为53.36岁。无论是民企平均年龄46.04岁还是国企官高平均53.36岁，“犯罪年龄”相差7岁，国企企业家大多沿着“求学、就业、升职”的路子发展，到50来岁达到事业顶峰，权力大了、监督少了就出事了，民营企业家一二十岁开始闯荡世界，在40来岁做大，但此时也正是出事高发期。
商业的领地常有法律出没，考虑回报的资本运作在商业上被称之为“融资”，不考虑回报的资本运作在商业上被称之为“圈钱”，连本钱都不惦着归还的在商界无法落个名词，这时候法律就现身了，它不理会商业上的名词，拔剑径直剌过去，只知道法律给这种行为起的名字叫“诈骗”。所以经济运行中一定要加入法律思考，而且应占到思考内容的一半。受传统和习惯的影响，不少商务界人士看到形势变化，未能及时调整理念，结果是输得很惨，有的人甚至赔上了性命。商业运行的半壁江山，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一旦被人算计，便厄运难逃。刑法中诈骗犯罪包括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多种形式。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罪名要比国企企业家犯罪的罪名复杂，民营企业家以钱开道寻租利益或者通过收买他人谋求经济利益，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从犯罪主观动机和诱因等方面来看，民营企业家犯罪最主要的动机或者诱因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首当其冲的表现是缺乏诚信从事合同诈骗。企业家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时要格外重视不损害合同对方的经济利益。否则要么陷入没完没了的纠纷，要么面临牢狱之灾。有些民营老板在暴利诱惑下从事非法经营，比较典型的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如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戴国芳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被判5年徒刑，内蒙古亿霖木业有限公司赵鹏运非法经营案被判15年徒刑，上海公路大王之称的茂盛集团原董事长刘根山抽逃出资、挪用资金案数罪并罚被判8年徒刑，80后富姐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英因集资诈骗被判死刑，这些案例中的民企老板在巨额暴利的诱惑下，身处合法企业从事非法经营。无需赘言守法，因而法律是任何企业家都必须恪守的底线。

商业构架中最缺不得的是法律元素

随着企业的发展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商界人士创业初期，对此不是很关注，这样一路走来，可能做的更大级别更高，那就更不能不关注法律的谋略，把法律看成商业行为战略思考的一部分，比如一个企业面临破产，法律的思考就是要避免为破产而破产，破产作为商业运作的败中之招应格外关注，要谋划好，不然不仅是商业的失败还会引出其他的事情，甚至身价性命。申请破产即使无逃债之动机，也是有风险的，多少人不去从法律的角度谋略，而是跟着感觉随意出手，结果是撞线翻车。企业运作之担心还有比风险更大的，诸风险之中还有比刑法利剑更凶险的，一旦出局肉体荡然不存，江河之水依然流。商业活动中出事这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有法律界人士对自己一项社会义务的忽视，将商业纠纷当事人的问题纯粹当成法律业务来对待，没有尽到自己提醒商界人士法律风险的责任，如果有专项风险提醒，必能避免很多遗憾的出现和悲剧的发生。企业公司的创建是艰难的，而基业推毁常常是一夜之间，从商业大难看有哪一起又不是法律的影子，足见商业律师对企业当事人提示风险的及时性，更见法商融合的重要性。
商业构架中的法律元素，既有直接参与谈判、商业策划、代理诉讼，又有合同审查、风险控制，律师以娴熟的法律知识和技能，以练达的处世态度，配合企业家完成取得商业先机的使命，法律的作用不是因存在法律纠纷是才有律师的身影，也并不是唯要解决法律纷争才想到律师，更主要的是激活静止的法律，编制法律的安全网，以求在商业交往中占据上风占领商业优势。商业精英一直是伫立于风险当中，踌躇满志的双眼中顾不上一丝对法律的敬畏，只有律师可以在企业商业考虑中提供有效的法律模块支撑，参与到企业的商业运作模式构架。看昨日许多商业运作痛心疾首的失败，差之毫厘的惋惜都是在最初的商业构架中没有加入必要的法律元素，没有法律精心策划，隐含着致命的隐患，一旦引爆不仅商业之事不成，甚至会伤其元气，不少企业家铁窗后的凝眸，不知是否会让我们悟出法商融合其中的道理。
商业交往中当事人因聘用律师的水平不一样而处的地位有别，技能强的律师审查双方往来交换文本，就能看出交易中设计的谋略，有的能不断加入对其当事人保护条款，而又不会将对方推向拒绝交易的境地，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谈判时了解对方的外境和底线，搜集相关信息，清醒认识谈判时既不漫天要价，也不让利太多，将已方的底线与对方底线比较和取舍，提出要求不能离谱，这样才能在谈判成功的基础上为自己争得最大利益。律师的处事风格是既敏感又有远见，当别人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律师会敏锐地发现新趋势走向，自然就把握了商业先机。如遇商事纠纷，法律界人士会从法律中寻找最佳出路，启动一个案件并不难，头脑一热就可以，但怎么结案却需要在启动考量中精算到位，况且案件有可能还会随进展而出现转机，这样的机会不断出现也不断消失，以什么样的方式抓住机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解，效果都不一样，正所谓法无定式随势而变。


自然垄断及行业改革的思辩与法律规制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垄断理论在不断变化，自然垄断行业也在不断的改革。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大范围的自然垄断产业改革。从自然垄断产生与发展的理论角度讲，我国目前分拆的改革模式并不科学。自然垄断行业的健康发展关键取决合理地法律规制。
[关键词]：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行业 分拆模式 法律规制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theory of natural monopoly continually changes and the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are also continually reformed.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wide-ranging reformation in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From the eyes of Theory on natural monopoly coming and development, it is not scientific to simply take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apart.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depends on the reasonable governance under laws.
[key word]: natural monopoly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parting-model governance


虽然我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对自然垄断中的一些行业进行了改革，但从改革取得的现阶段成果来看，其并不令人满意。社会各界要求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全面改革的呼声仍然与日俱涨。中国自然垄断行业需要改革，但它必须是一场理性的改革。因此，我们必须全面认识自然垄断。

一、自然垄断的概述
〈一〉自然垄断的定义
自然垄断是经济学中一个传统概念。早期的自然垄断概念与资源条件的集中有关，主要是指由于资源条件的分布集中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所形成的垄断。在现代这种情况引起的垄断已不多见。而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则与规模经济紧密相连，指一个企业能以低于两个或者更多的企业的成本为整个市场供给一种物品或者劳务，如果相关产量范围存在规模经济时自然垄断就产生了。 但到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对自然垄断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2年，鲍莫尔（Baumol）、潘泽（Panzar）和威利格（Willig）用部分可加性（subadditivity，又译为次可加性、劣可加性）重新定义了自然垄断 。假设在某个行业中有X种不同产品，Y个生产厂商，其中任何一个企业可以生产任何一种或者多种产品。如果单一企业生产所有各种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该行业的成本就是部分可加的。如果在所有有关的产量上企业的成本都是部分可加的，该行业就是自然垄断的。换言之，即使平均成本上升，只要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依然最小，该行业就是自然垄断行业。平均成本下降是自然垄断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新定义扩大了自然垄断的范围，它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然垄断即强自然垄断，还包括了所谓的弱自然垄断。
现代法学一般认为：自然垄断是指由于市场的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垄断，经营这些部门如果进行竞争，则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或者市场秩序的混乱。 法学上的自然垄断概念不仅涵摄了经济学上自然垄断的内容，还突出了现代竞争法的精髓。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反映。
〈二〉自然垄断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理论基础。西方自然垄断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大概经历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成本次可加性三个阶段，它们各自解释了自然垄断出现和存在的原因。从总体上推进了社会对自然垄断的认识。
第一、规模经济。任何企业进行社会生产时，它总会面临生产成本问题。如果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相对过高，则其必然会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如果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则它就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但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除了技术等因素的作用即使在相同的条件下，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也可以随着生产总产量的增加而趋于下降，原因在于当企业的总产品不断扩大时，原先的固定成本被逐渐摊薄。这在固定成本投资较大的企业表现的尤为明显。当长期平均总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时，规模经济就出现了。当社会对某些行业的长期平均成本的降低速度与幅度提出要求时，这个行业往往就是自然垄断。规模经济很好地解释了产品单一领域行业的自然垄断。
第二、范围经济。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并不仅仅生产或提供单一的商品和服务，往往是多元化经营。如果由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成本低于几个企业分别生产它们的成本，就表明存在着范围经济。由于单独生产某一产品的企业的单位产品定价高于联合生产的企业的相应单位产品定价，因此单独生产的企业就会亏损，这些企业或者退出该生产领域或被兼并，这也会形成垄断的局面。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指出，有着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的产业也可产生自然垄断。对此，我国的大部分学者是持相同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讲，范围经济很好地解释了产品具有综合性领域存在的自然垄断。
第三、成本次可加性。这是产生自然垄断新的基础。198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夏基（Sharkey）、鲍莫尔（Baumol）、潘泽（Panzar）与威利格（Willig）等人认为，即使规模经济不存在，或即使平均成本上升，但只要单一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由单个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最小，该行业就仍然是自然垄断行业。自然垄断的定义或者最显著的特征应该是其成本的劣加性（Subadditivity）。换句话讲，就是平均成本下降是自然垄断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平均成本下降一定造成自然垄断，但自然垄断不一定就是平均成本下降。只要存在成本弱增性，就必然存在自然垄断。成本的次可加性理论的提出，掀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然垄断理论的变革，从理论上进一步解释了自然垄断存在的根源。我国的学者对之基本持赞同和认可的态度。
法学理论基础。经济学主要从效率的角度解释了自然垄断产生与存在的根源，法学尤其是经济法则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进一步对自然垄断作了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社会本位的需求。虽然人具有个体的私利性，但也正是人个体的私立才使得国家与社会有着存在的必要。个人与国家、社会利益重心的转移导致了法律本位的变化与发展。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法律本位发展的最终方向。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迁移，演绎了社会文明进步的脉络。社会本位的潜在或者正式确立促使国家、个人与社会组织在作为或者不作为时，必须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并作出相对的利益平衡决策。虽然自然垄断存在的历史覆盖了所有本位的法律，我们必须客观的承认自然垄断是社会本位（包括潜在与显现）在法律领域深层次作用的产物。
第二、竞争与垄断的二重性。竞争是市场的灵魂，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但过度的竞争可能带来资源的浪费；垄断虽然压制和排斥竞争，损害民众的福利，危及社会民主政治，但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与垄断的二重性必然要求社会对竞争和垄断作出思辩性的规定，在反对垄断同时也要建立合理的反垄断法适用例外制度。
第三、现代经济法价值决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效益是现代经济法的价值 ，它不仅含摄了经济学的效率和生态学伦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它们与现代法律本位和法律价值有机的融合为一体，使经济法的价值呈现很明显的现代化特征。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效益的价值的指引下，社会在考虑多方面综合因素基础上对自然垄断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给予其合法的社会地位。
〈三〉自然垄断的特征
一是效率主导性。从自然垄断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来看，无论是规模经济还是范围经济或者是成本的次可加性，自然垄断主导取决于经济效率而不是其它因素。规模经济意味着生产更多产品时固定成本被逐渐摊薄越来越小，范围经济意味着在追加生产相关新产品和服务时进行联合生产要比单独生产的成本低，成本次可加性则意味着独家垄断经营的总成本小于多家分散经营的成本之和。自然垄断主导建立在效率目的基础上并且保障效率的实现。
二是呈现网络经济特征。综观世界各国的自然垄断存在的行业和产业，如供水、电力、煤气、热力供应、电信、铁路、航空等。我们不难发现采取自然垄断经营的产业一般具有网络经济的特征即依赖一定的产业网络为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如果离开这些产业网络，企业所生产或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是无法流转到社会消费领域。衡量这些产业网络作用的最佳指标是网络上的流量（交通、电力、通讯信号等），而网络上的流量将随网络节点的几何级数增加。网络节点数量越多，边际投资收益越大。
三是资产具有沉淀性与专用性。由于自然垄断依赖于网络经济为整个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因此企业在经营自然垄断行业时，将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产业网络的建设。这些产业网络形成了大规模的固定资本，它们折旧时间长，变现能力差，从而导致了整个垄断产业大量的资本沉淀。另外，由于基础产业网络占有的资产往往具有相应产业或者行业的专用性，所以资金一旦投入也就很难收回,所形成的企业资产也难以改为其他用途。
四是产品的日常性。供水、电力、煤气、热力供应、电信、铁路、航空等垄断行业，他们所提供的产品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须品，具有日常性与必须性的特征。自然垄断行业通过它们的网络触角将这些日常生活必须资料转流到千家万户去以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有序。
目前我国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对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认识模糊不清的问题。很多人将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与自然垄断混为一谈。 这不仅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的产业改革。正如我们在前言部分阐明的观点：中国的自然垄断行业需要一场改革，但它必须是一场理性的改革。理性的前提是对事物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在此指明自然垄断与行政性垄断、行政垄断的区别所在。
自然垄断与行政性垄断的区别比较明显，主要有：（1）产生的原因不同。自然垄断的产生原因主要在于经济效率或者效益，而行政性垄断则是行政机关或者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所造成的；（2）法律性质不同。自然垄断由于它存在相当的积极性，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上给予其豁免肯定它的合法地位。行政性垄断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产物，其本质是借行政权力行市场行为，它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因此是非法的；（3）影响不同。自然垄断往往带来效率经济增加社会总体福利，而行政性垄断则不仅容易导致行政腐败的出现，更会造成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
由于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在形式上具有某些相似性，因此二者的区别并不是那么的直接明朗，但形式的某些相同并不能完全掩盖他们的区别。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还是存在很多的区别，例如：（1）从概念上讲，自然垄断是由于市场的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垄断，经营这些部门如果进行竞争，则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或者市场秩序的混乱；行政垄断，又称国家垄断，它是指国家从有利于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目的出发，对某些部门和国有自然资源实行独占。（2）从产生的主导因素上讲，自然垄断主要在于经济效益；行政垄断主要并不在于经济效益而或在于安全如军工业或在于对资源的控制需要如烟草行业等其它因素。（3）从经济运行上看，自然垄断往往要依赖一定的产业网络才能正常进行；而行政性垄断并不具有网络经济的特征，因此它可以采取多渠道输送产品。（4）从产品的必须性上看，自然垄断产业提供的为日常生活必须品，但从行政垄断存在的领域所提供的物品绝大部分是非日常必须的。因此自然垄断不等于行政垄断，必须科学的加以区别二者。
〈四〉自然垄断的认定标准与范围
“那些行业是自然垄断？”与“那些行业实行自然垄断？”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关系到自然垄断的判断标准问题，它不仅具有对现实市场结构的实然判断功能，更具有对自然垄断范围的应然判断功能；后者则是自然垄断存在的范围问题，通常是应然的探讨与分析。通过前面对自然垄断的概念、理论基础与特征的分析，我们对自然垄断的判断标准和产业范围基本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与把握。
对于自然垄断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首先，该行业现成的市场结构为只有一个或者几个提供相似或相同产品的卖者。换句话讲，就是该行业的现行市场为垄断或者寡头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其次，形成上述市场结构的主要根源在于经济效率的优先考虑。第三，一个国家的法律对之必须持肯定的态度，包括明示和默示的肯定。通过与上述所例的标准对照，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如供水、供电、煤气、热力供应、电信、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环境卫生设施和排污系统、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系统等。
在考虑产业自然垄断这个问题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自然垄断具有发展性。自然垄断的行业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处于相对时间内不断变革的状态。根据自然垄断存在的时间与变化速度来讲，它可分为永久和暂时的自然垄断两种情形 。永久和暂时自然垄断最重要的区别是，永久自然垄断的长期平均成本（LRAC）随产出增加连续地下降。无论市场需求多大，单个企业都能以最小的成本生产。暂时自然垄断的长期平均成本（LRAC）下降到某一点时就变成固定不变。永久自然垄断是一种少有的事情，暂时自然垄断更为常见。影响自然垄断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需求，市场需求规模的迅速扩大有可能使单个企业的最佳生产规不能满足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使自然垄断行业失去自然垄断性；市场规模的长期萎缩也可以使原先为竞争性的市场变成为一个自然垄断的行业。二是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可以使得原来的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失去了自然垄断的特点；技术进步能够扩大企业的最佳生产规模，使原本竞争性的领域产生自然垄断性。
第二、并非自然垄断行业的业务都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自然垄断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规模经济。而产生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然垄断行业的网络经济特征。市场需求量越大,网络供应系统所形成的庞大的固定成本就能越为广泛地分散到每一单位产品上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因此,自然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集中在那些固定网络性操作业务领域,如电力、城市暖气、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产业中的线路、管道等输送网络业务,电信产业中的有线通信网络业务和铁路运输中的铁轨网络业务等。其他领域的业务则可以归为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可以合理的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如我国目前的电力改革——厂网分开，将电力行业的发电业务划归为自然垄断行业的可竞争性业务，不同的发电公司可以相互竞争发电上网。针对自然垄断行业中业务的垄断性与可竞争性的不同特点,政府可以有区分地实行不同的管制政策,这样不但保证了自然垄断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也兼顾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应有的作用,实现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相兼容的有效竞争,提高这些行业的经营效率。

二、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
针对社会很高的改革呼声，目前，我国政府已经着手对一些自然垄断的行业进行改革，有的已经基本改革完毕如电信；有的正在紧张的策划当中如铁路。从改革的内容上来看，改革所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分拆。这一点不得不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思考：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出路就只有分拆吗？综合考察世界各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方法，我们不难得出答案是否定的。从自然垄断产生的根源角度来看，单纯的分拆是行不通的。而且中国的自然垄断行业一般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事关国计民生，所以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应该慎重研究，谨慎进行。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第一、实事求是对症下药。改革的途径与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究竟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关键要取决于当前需要改革的对象存在那些问题。改革者应通过科学的研究来分析与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对症下药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进行，切不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应该承认，目前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确实存在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和完善。但从我国自然垄断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问题并不在于自然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而关键在于产业的管理制度问题尤其是由政企不分所引发的问题。因此改革的重点在于对垄断企业的相关管理制度的改革，而不是简单的进行分拆。简单的分拆并不能解决自然垄断存在的问题，最多只是改变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类型而已。石油石化行业的改革结果就明显地验证了这一点。石油石化行业分拆重组后表面上是三足鼎立，但却不是在同一市场上引入三家竞争者，加上政府定价、进口限制以及对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等，分拆并没有带来有效竞争和效率的提高，下游产业和消费者也没有从中受益。所以，我们应该理性的采取改革措施。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仍然是我国的第一头等大事。当经济增长成为一种主导的需要时，效率应被优先考虑 ，同时也采取合理措施兼顾社会公平。自然垄断行业一般具有明显的网络经济的特征，它通过相应的产业网络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按照麦特卡尔夫定律(Metcalfelaw)，网络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因此，自然垄断产业首先要求通过对市场的垄断来饱和自己网络空间以实现产业长期成本的下降；其次是通过生产与产业网络相关的产品减少社会交易成本达到范围经济效益。正是自然垄断行业的这些特征与属性往往要求它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和统一兼容性，保持垄断结构。产业组织芝加哥学派早已指出：如果市场上竞争者过多，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利用或者经济效益的提高，就应允许通过竞争、兼并拉推动市场集中。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所倡导的效率标准进一步促使社会对垄断有了新的认识：垄断未必反竞争，而可能是高效的结果，只要垄断主体不滥用垄断地位，社会就应该尊重它的既有地位。这一观点不仅首先肯定了效率，同时也兼顾了社会公平，对我国的产业改革具有很现实和重大的启发意义。如果我们忽视经济发展规律，人为的干涉合理的经济运行，那必将遭到自然经济规律的惩罚。不仅可能导致消费者福利的减少，也可能使得自然垄断行业处于亏损甚至破产的境地，产生巨大的社会无谓损失，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美国电信产业改革就是很好的一例。
第三、国际竞争原则。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一个国家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并不再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内，而逐步扩大到世界范围内即国际市场的竞争。正是在这一历史的背景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掀起了一场企业兼并的浪潮，各国纷纷通过企业合并来打造经济航空母舰以提高国际竞争力。这看起来似乎与单个国家的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不太协调，其实它是市场竞争背景变化的必然结果。我国已经加入WTO并承诺市场对外开放，中国的企业必将面临一场竞争的风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客观而言，目前我国的企业规模还是很小的，并不足以抵抗外国大企业的市场竞争。国际背景的变化所要求我们做的是合并企业与改善企业管理制度而不是简单分拆。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分拆式改革只是考虑国内市场的情况，而没有考虑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情景。这是与社会现实的客观发展需求是不相称的。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分拆式的改革所带来的并不是国内有效的市场竞争而是国外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
〈二〉改革现状概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开始拉开了序幕，到目前为止，石化、电信、电力、民航、铁路、邮政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经过分拆重组，除了石化、邮政、铁路行业外，我国电信、民航运输、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在形式上都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建立了多家市场主体相互竞争的企业运营体制。
电信业：经过2001年12月的重组之后，在中国基础电信业务市场，已有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中国卫星通信等6家主要电信公司，并在各自的业务领域内与其他经营同类业务的公司展开竞争。在增值电信及互联网相关业务领域，一个更加开放的竞争格局已经出现。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已分别建立了4个经营性互联网，教育、科研部门和军队还分别建立了3个非经营性互联网。获准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单位(ISP)已有300多家，互联网信息内容提供商(ICP)有1000多家。在电话网上提供无线寻呼和增值电信服务的企业超过2500多家。
民航业：目前我国共有23家民航公司，规模较大的有十家，它们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中国北方航空公司、中国西北航空公司、云南航空公司、乌鲁木齐管理局、上海航空公司和海南航空公司，其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最大；其余的的13家规模都比较小，其中山西航空公司规模最小。
电力业：根据厂网分开的改革思路，目前我国电力市场结构大概为：2家电网公司，4家辅业集团公司和5家发电集团公司。其中，两家电网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4家辅业集团公司是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5家发电集团公司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三〉改革总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