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的出台，确立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范围和责任界限，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商品、服务领域在安全方面加强管理，以更加人性化的服务体现对人的关照和尊重，而且也有利于合理分配损害，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本文拟就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责任类型、免责事由等作初步的论述与探讨。
关键词：安全保障义务　责任类型　免责事由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及法理依据
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法律在综合考虑了在调整商业活动的秩序中设立这种义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及道德需要后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确立的法定义务。具体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其义务主体为服务场所的经营者，包括服务场所的所有者、管理者、承包经营者等对该场所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或者具有事实上控制力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与此相对应的权利主体是：（1）消费者；（2）潜在的消费者；（3）实际进入该服务场所的任何人。该权利义务的主要内容是：在特定的服务场所，权利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应当得到保障，义务人应当对这种人身和财产安全履行相应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义务。
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基础是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由诚实信用原则派生而来的，它来源于德国法院法官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或者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的理论。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原先指维持交通安全而言。其后扩张于其他社会交往活动，以强调在社会生活上应负防范危害的义务，具体指“在自己与有责任的领域内，从事或持续特定危险的，负有义务情况采取必要的、具期待可能性的防范措施，保护第三人免于危险”的义务。其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经营者纯粹的不作为，没有营造好一个很安全的消费环境，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害。如挖掘水沟，应加盖或采取必要措施。二是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本身或硬件设备不安全导致客户受害，负有防范危险发生的义务。如在家举办酒会，应防止老树砸伤宾客；餐馆楼梯未全部修好，应设告示牌或者切断通往楼梯的通道。三是因从事一定营业或职业的经营者消极不作为，未勤勉地尽到对不法侵害的防范和制止义务。如经营旅馆饭店，应注意清除楼道油渍，维护电梯安全，保证安全门畅通无阻的义务。上述第三种类型即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二、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类型
虽然法律从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的角度出发对经营者一方设立了安全保障义务，但这种义务也应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主要考虑的是经营者的主观预见能力和客观行为能力，这是因为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针对防范第三方的侵害行为和一些意外事故。
1、直接责任。“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至此，《若干解释》确立了经营者的直接责任。其构成要件为：（1）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引起正当信赖，例如信赖其环境设施的正常利用符合安全性要求。（2）损害发生于经营者的危险控制范围。（3）对发生损害的潜在危险经营者能够合理予以控制。（4）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第三者责任的介入。
2、补充责任。“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若干解释》明确了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赔偿责任。其含义是：在能够确定加害人时，由加害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依据《若干解释》第六条第2款的规定承担。由此可见，在我国，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此承担的是推定的过错责任：如果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此外，在承担了补充责任之后，安全保障义务人获得对加害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的追偿权。其构成要件：（1）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是损害事实发生的直接根本原因，。（2）经营者对侵权的发生未尽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侵权成立的条件，但非原因。。（3）第三人侵权与经营者的不作为行为发生竞合。符合上述条件，经营者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一责任设计既考虑了侵权的原因理论分析，又兼顾了经营者经济赔偿的承受限度和受害人的必要保护，突出体现了现代司法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也体现了司法为民的要求。
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性质之认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颇多争议，有的认定为侵权责任，有的认定为违约责任，有的认定为加害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连带责任，因此各地法院的判决结果也大相径庭。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认定安全保障义务人仅承担违约责任，似乎对受害人的保护太弱；而认定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往往最终是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又太苛刻。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到法律制度对社会利益的平衡作用，并正确地把握这个平衡。一方面要给予受害人必要的充分的保护，以使其受到损害的法定财产权或人身权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到被告经营者的经济赔偿的承受限度。权衡的结果就是让经营者在这种有第三人积极加害行为的情况下，经营者则承担补充责任。
经营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理依据，在于经营者违反应当积极作为的安全保障义务，使本来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损害得以发生或者扩大，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几率；经营者应当为受害人向直接侵权人求偿不能承担风险责任。让无辜的受害人得到救济，而让那些侵害他人或者无视他人安全的人承担责任和风险，符合司法正义的理念。
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免责事由
1、受害人过错
受害人过错作为一种免责事由在我国的民事立法有明确规定，但其适用需要一个前提：经营者在合理限度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或相对于受害人的过错，经营者的过错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十分轻微。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在此类案件中，受害人的过错行为往往是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或者部分原因。受害人不听劝阻或者无视警示，或者故意、重大过失违反安全要求，往往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如醉酒者不听劝阻强行进入桑拿房，属于严重过错行为，对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主要部分。因自己的过错使自己暂时丧失辨别能力的人（典型的是醉酒者、吸毒者）对自己行为造成的损害要承担完全的侵权责任，因此而使自己造成损害的，也应当对后果自己负责。即使是经营者没有能够有效劝阻醉酒者进入桑拿房，经营者的过错也是十分轻微的，因为他不可能象警察或者司法人员那样具有强制的权力。这被各国的民事立法所公认。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隐瞒疾病情况而参与剧烈运动（如蹦极跳），造成损害的，也应当由受害人自己承担全部或者主要损害后果，因为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安全、生命、健康等尽到最高的注意。
　　2、受害人同意
　　受害人同意作为一种免责事由，是指由于受害人事先明确表示自己愿意承担某种损害后果，侵权人在其所表示的自愿承担的损害后果的范围内对其实施侵害，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与正当防卫的抗辩不同，受害人同意并未被各国民法或侵权行为法确认为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抗辩。在法国法系国家，受害人同意不构成一种抗辩；在英美侵权行为法中，不存在统一的“受害人同意”的抗辩，于过失侵权情形，适用“风险自负”的规则，原告事先同意解除被告针对原告的行为所生的义务，承担因原告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而导致的对原告的已知的风险。原告的同意包括：（1）明示的协议；（2）对风险的默示承担；（3）对风险的知晓；（4）自愿承担。但是如果被告的行为违反法律，即使原告事先已经同意，也不适用风险自负理论。我国目前立法并没有对受害人同意作为一种正当理由的抗辩作出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涉及受害人同意的损害赔偿案件，谨慎地承认这种正当理由的抗辩是必要的。消费者进入某些服务场所，比如到娱乐场所参加拳击比赛，或者冰上运动，就应当预料到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碰撞和摔打，可以认为消费者进入这些服务场所就应当了解其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受到合理范围内的伤害，而经营者又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就应当解释为“受害人同意”，经营者不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此外，其他法定的免责事由，如合法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也同样适用于与安全保障义务有关的侵权案件。
　　“法律智慧在安全保障义务这一问题上似乎还没有发达到足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水平，但是朝着正确的方向的努力不应当停顿下来。”而在这一进程中所必须坚持的原则是：（1）强调对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的保护，尤其是人身权的保护；（2）实现经营者在服务场所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与其作为一个群体在经营活动中的收益以及风险控制能力相平衡，进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注释：　　　
（1）陈现杰《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二期；
（2）王利明、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3）王泽鉴蓍，《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张新宝《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载www.civillaw.com.cn
（5）金红《试论建立统一的安全保障义务》载www.jcrb.com


作者单位：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　李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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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司法的力量 渴望司法的权威
－－再评乔占祥状告铁道部案

彭江民


备受关注的“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一案，因国家计委举行的铁路客票价格听证会而再次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一案的一审判决虽已作出，但由于乔占祥律师的上诉，该案目前正处于二审阶段。也就是说，该案的诉讼程序尚未终结，一审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此前媒体关于铁道部已在该案中胜诉的报道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无论一审判决以怎样的理由驳回了乔占祥律师的诉讼请求，在本案当中，有两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其一，《价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该案中所涉及的铁路客票涨价行为显然未经过听证会程序。虽然听证会仅仅是价格决策的一个程序，但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其二，《铁路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率……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拟定，报国务院批准。”按照该规定，铁路旅客票价的批准权在国务院，而不在国家计委。根据职权法定、越权无效的行政法原则，国家计委未经国务院同意而自行批准的铁道部票价上浮方案，不能作为票价上浮的合法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国家计委在此批准事项上已经获得了国务院的授权，这是值得商榷的。虽然目前我国法律对行政授权的规定尚不完备，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和行政授权实践，行政授权行为的成立既要有明确的授权意思表示，又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所谓国家计委已经获得授权可以审批铁路旅客票价的说法，显然不符合行政授权的这两?
慊?疽?蟆?
随着又一次春运的即将来临，由铁道部申请，国家计委于2002年1月12日举行了铁路旅客票价调整听证会，这是符合《价格法》规定的，也是政府有关部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但是，人们不仅要问，同样的决策行为（旅客列车票价调整）、同样的法律依据（《价格法》和《铁路法》），为什么上年没有经过价格听证程序，而今年却要举行价格听证会？是上年的价格决策程序错了，还是今年的价格听证会多此一举？无论如何，价格听证会的召开必竟是一个进步。应当坚信，在国家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民主法治建设亦必将不断取得进步。
司法权审查行政权，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对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要求。在行政实践已经走在司法审判前面的情况下，人们有理由期待司法机关就“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一案作出一个合理合法的、公正权威的、令人信服的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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