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司强制解散

张华


　　新公司法规定了强制解散制度，此举意味着公司僵局出现后，利益受损股东退出机制和司法解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解决了新《公司法》颁布前法院处理诉请解散公司案件无法可依的窘境。但是新法规定的司法解散制度过于笼统，缺少系统理论依据，目前未出台具体司法解释之前争议颇多。

　　一、公司僵局及其危害

　　公司僵局一般较多出现在股东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当中。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公司人合性较弱，即使股东之间出现分歧也可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限责任公司缺乏公开，具有较强的人合性和封闭性特征，在股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极易造成公司僵局。

　　公司僵局无论对公司还是股东的利益都构成严重的损害，因经营决策无法做出，管理瘫痪，公司的财产在持续的损耗和流失，而且对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构成冲击。

　　二、公司僵局形成后引起的司法解散之诉

　　当公司陷入僵局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这便是新《公司法》确立的“司法解散”制度。但是该规定的司法解散判断标准不是很明确，造成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稍有并不慎就会引起案件审理上的不公。如案例一；2006年4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海博星有限公司请求解散上海博华有限公司案中，博星公司诉称：其持有上海博华有限公司48.75%的股份。博华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被大股东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三毛集团利用其控制地位，拒绝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致使其对博华公司经营状况一无所知。目前，博华公司处于僵局状态，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维持将使博星公司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故请求判令解散博华公司。法院审理认为由于公司尚存在打破僵局、改善管理的客观条件，对原告博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1]

　　案例二：2007年3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原告高某要求解散并清算北京新理念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案件。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4月21日，高某、肖某共同出资设立北京新理念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后，公司一直略有盈余。后来，两人因经营理念不合，在经营管理中产生矛盾，肖某遂控制了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以及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重要业务凭证。同年10月3日，高某、肖某两人因公司经营问题发生暴力冲突，后经警方介入方才平息。为此，高某住院治疗数日。事后，高某以股东关系破裂、公司经营陷入僵局为由，将公司和肖某告到法院，请求解散公司并限期清算。庭审中，被告公司和肖某都辩称高某所述与实际不符。目前，公司经营正常，略有盈余，不存在陷入公司僵局的情况，因此不同意解散公司。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高某要求解散并清算北京新理念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本案审判长秘会东对判决理由予以了解答。秘会东认为，司法解散理应慎重本案中，被告公司运营正常，经营管理未发生严重困难，也无违法经营和严重亏损情况；两股东虽因经营管理上的分歧发生过互殴事件，但此类矛盾不能证明被告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公司已经陷入僵局。只要高某和肖某积极沟通、真诚相待、共谋发展，矛盾完全可以消除；即使矛盾不能解除，股东也应首先考虑采用公司法规定的其他途径，如改变股东持股比例或转让股权等方式解决纠纷，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2]

　　上述案件可知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公司法》183条规定的“严重困难”、“重大损失”、“通过其他手段”等公司形成僵局的标准，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前类似司法解散案件正在逐渐增多，复杂的案情也不断给法官们提出了新的难题。

　　三、公司形成僵局的判断原则

　　《公司法》第183条以概括式的方式对司法解散之诉的条件作了规定，使得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尤为重要。根据《公司法》183条的规定，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理解和认定

　　审查是否“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过程中，有一个综合判断的问题，主要包含了经营困难和管理困难两种情况：一是公司经营确已处于持续恶化状态，公司经营亏损，包括发不出工资、无法纳税、资不抵债等。持续恶化状态，是指一段期间以来难以遏制的且将继续下去的公司业绩严重滑坡、亏损和停业。二是股东之间造成利益对立严重、矛盾无法调和，公司管理确已处于僵局状态。根据上述判断标准，本案所涉博华公司自成立以来处于连年亏损状态并已停止主营业务，且公司股东会无法正常召集，即使召集也不能达成有效决议。

　　其次，对“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理解和认定

　　对于“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一般是指在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的状态下，已不能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公司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不能得到有效维持并不断减损失。股东非但不能通过公司经营获得红利，而且将直接面临投资失败的趋势。本案中，如果博华公司无法摆脱现有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境，那么公司股东利益将遭受重大损失的趋势应当是可以预见的。

　　最后，“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的理解和认定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规定，表明我国公司立法对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持一种审慎态度，体现了公司维持原则，即使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但通过其他途径能够解决的，仍不应判决解散。对于该项但书的审查应当是事实审查，而并非程序审查。因此，对“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要加以全面考量。法院要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全方位地找寻扭转公司经营和管理困境的其他途经，包括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公司自力救济、行政部门管理、行业协会协调，以及仲裁机构仲裁等等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当然也包括除解散公司之诉之外的与公司治理密切相关的其他诉讼。

　　上述前置条件的规定，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保护小股东权利的衡量上功不可没。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前置条件与股东派生诉讼中的竭尽公司内部救济原则基本相同。所谓竭尽公司内部救济原则，指原告股东在提起诉讼之前，必须首先请求董事会采取必要措施，只有当公司明确拒绝股东请求或者对股东请求置之不理时，股东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有采取上述措施而无效果时，才可以提起解散公司之诉，避免公司疲于应付大量诉讼，给公司正常经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对于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是必不可少的。

　　四、司法解散之诉的正当性、合理性的审查

　　公司的僵局一但形成是不是必然导致公司的解散呢？对股东解散公司的请求是否要审查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呢？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价值在于，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纠纷，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不能解决矛盾，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这为股东纠纷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提供了彻底解决纠纷的途径，为公司的小股东提供了维权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对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审查尤为重要。因为，以解散公司的方法来解决公司僵局，有时这种司法救济在很大程度上会失之公正。一是易纵容股东权利的滥用。若股东针对公司僵局具有不加限制的提起解散公司的权利，极有可能给故意拆台的股东以可乘之机，而不利于公司和诚实投资者的利益。如果对那些不负责任的股东要求解散公司的请求，不加以仔细甄别和有效遏制，其后果是对公司的存废造成极度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二是这种由法院来判决强制解散的办法，往往会不合理地施惠于某一派股东而牺牲另一派股东的利益。假如控制股东或对造成公司僵局存在过错的股东，不愿意与其他股东分享投资利益而准备另立山头，一般情况下，该股东不能径直从公司抽回资本而开办一个与公司竞争的新企业，因为这样就构成股东对公司机会的侵占，但如果法院同意其以公司僵局为由而解散公司的申请，则正中其下怀。

参考文献：

1、周友苏著，《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郑泰安，杜渝著，《公司僵局中的股东权益救济》，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

3、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版。
论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

郎 元 鹏


序 言
民法和任何其他法律一样，都具有滞后性。所谓民法滞后性，是指由于民事关系具有复杂性、广泛性和活跃性，社会生活是发展的，新的民事关系会不断涌现，而民法总是会落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的，这就决定了法律规定难以囊括各种民事关系。因此，一方面在各国民法中都不可能对各种民事关系都一一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民事关系又大量存在，并且这些都是与社会经济或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又不能不调整，这就客观地要求民法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民事关系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又何以来断别当事人的行为，如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何以作出判决呢？ 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在实行成文法制度的中国，这就要靠法律（民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只有法律（民法）的基本原则才是评价和判断当事人行为的准则，有关规定法律（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法律条文完全可以作为司法和仲裁机构裁判的法律依据。

一 关于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要研究民法基本原则问题，须首先研究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而要研究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则须考证原则一词的含义。
对于“原则”一词，就一般意义来讲，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1】；但“原则”一词在法律中有其特殊的含义，根据英国《科林法律词典》，“原则”是指“基本点或一般规则( basic point or general rule )” 【2】；世界著名的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为其他（指法律）构成基础或根源的全面的规则或原理（ a fundamental truth or doctrine, as of law; a comprehensive rule or doctrine which furnish a basis or origin for others ）” 【3】。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或说“法律原则”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对此研究比较多的主要是中国国内的学者和日本的学者，在许多民法学教科书和著作中，一般专门设立一章进行论述和介绍。但就“民法基本原则”一词的概念和内容，国内外学者的表述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它是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解释法律的依据和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4】；有的认为，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规范从制定到实施所贯穿始终的根本准则【5】；也有的认为，它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还有的认为，它是民法的指导方针，对民法的各项规定及其实施，都有指导的效力和作用。
虽然上述各种观点和表述有所差异，但学者们的认识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即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民法基本原则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无论是在规范民事主体的行为上，还是在判断民事主体的合法性上，都自始至终发挥根本原则的作用，任何对民法规范的解释，任何对民事行为的合法性的判断，只要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违反民法，就是无效的。

二 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
通过考察民法的基本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的有关内容，可以得出民法基本原则和其他法律基本原则一样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 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能够体现民法的本质和特征，对各项民事制度的规定和实施都有指导的作用，即民法基本原则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因为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整个民法制度的“灵魂”，是民事主体从事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渗透到了民法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法律状态下【6】，在各类民事规范中都有体现；如果只反映在一部分民法规范中，只对某一类民事活动起指导作用，则不能认定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其只能为民法的某项制度的基本原则，例如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主义”原则，它只是物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不能视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 它是由法律规定的。民法的基本原则虽也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但它须具体化，由法律固定下来，不是以法律条文规定下来的内容，不能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只能是一些“学说”、“习惯”或“精神”。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章第3条至第7条的规定即为“基本原则”，因此一般认为只有在此章中规定的原则才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 在民法中的最高命令性。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将被一贯视为法律的基础，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引申和发展法律的原则、规则和制度【7】，是无可争议的、必须遵守，它比那些非基本原则和从原则中引申出的必须遵守性还强【8】；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尽管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但还是无效的【9】。

三 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民法的基本原则都是法律条文规定下来的内容，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当然也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具有法律效力。
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在：
其一，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民事法律的依据和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10】。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
其二，民法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和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11】。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不能违反基本原则，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也就是违反民事法规的行为，即民事违法行为。民法是规范民事主体行为的法律，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时，要符合民法的具体规范，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更准确，更概括，更容易掌握和理解。因此，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既要遵守民法的具体规范，又要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在民法中缺少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后者更为重要。

四 民法基本原则应当成为司法裁决的法律依据
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决定了司法机构和仲裁机构可以依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裁判案件和处理纠纷。对此，虽然在一些学者之间和司法实践中有些争议，但各国无论在民法理论、法律规定或司法实践，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既然民法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和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那么法院或仲裁机构审理或处理民事案件，不论调解，还是裁判，都不能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哪方的行为应当支持，哪方的行为应当谴责或不予支持，必须依据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判断的基本标准。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适用民法的具体规范要接受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所作的判决不能违背民法基本原则和民法的具体规范。
引用法律基本原则进行裁判，这是各国民法所允许的，中国当然也不应例外。不仅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可以作为民事判决的依据，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习惯或法理也可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台湾民法典》第一章第1～2条就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 【12】，其明确规定了以习惯、法理补充法律的方法。
在司法实践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第3期公布的“莒县酒厂诉文登酿酒厂不正当竞争案” 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上诉人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公民、法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违反了第5条的规定，侵害了被上诉人合法的民事权益，依照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这种行为，还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必须予以制止。被上诉人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必须由上诉人赔偿。” 【13】作出了终审判决，这也为我国司法机构通过直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作出裁判而形成的一个开创性的判例。


参考资料：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三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549页
（2） Dictionary of Law 2nd.ed. by Peter Collin Publishing Ltd 1992 ，第428页
（3） 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by Henry Campbell Black, M.A 1979，第462页
（4） 梁彗星著《民法总论》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2001年5月法律出版社第2版,第48页
（5） 杨立新主编《民法》教育部规划教材　200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版，第一章第二节
（6） 孙国华主编《法理学》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1995年5月法律出版社第1版,第158页
（7）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1995年8月法律出版社第1版,第45页
（8） 孙国华主编《法理学》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1995年5月法律出版社第1版,第158页
（9） 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0月14日 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
（10） 梁彗星著《民法总论》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2001年5月法律出版社第2版,第48页
（11） 杨立新主编《民法》教育部规划教材　200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版，第一章第二节
（12） 《台湾民法典》第一章第1～2条
（13）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第3期公布的“莒县酒厂诉文登酿酒厂不正当竞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