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6月15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2年12月11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
第三章 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四章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五章 民族关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青海省循化地区撒拉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境内还世居着藏、回、汉等民族。
自治县辖积石镇、清水乡、孟达乡、白庄乡、街子乡、查汗都斯乡和文都、尕楞、岗察、道帏四个藏族乡。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机关设在积石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况，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县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报请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民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民主、文明、繁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各民族公民中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不断提高各民族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和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任何团体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心健康和干预国家行政、教育、司法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撒拉族公民应占一定比例。其他民族应有适当的名额。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撒拉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它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主任、局长组成，其组成人员和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中，要尽量配备撒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
自治县县长由撒拉族公民担任。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国家机关规定和自治县的实际情况，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确定和调整自治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名额。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根据需要同时或者分别使用撒拉、藏、汉三种语言文字。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技术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注意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机关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自治机关根据需要，采取特殊优惠政策，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参加自治县的建设事业。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招收人员时，应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上级国家机关隶属在自治县内的企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应当优先在自治县内招收。
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总额中，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有权从农村人口中招收人员，并采取特殊措施，适当照顾少数民族女青年。
自治机关有权自主地安排补充自治县的自然减员缺额，并做好城镇劳动就业的指导服务工作。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撒拉族人员。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保障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三章 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十八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主地安排和管理经济建设事业，立足本地实际，加快改革开放，加强农牧业基础，加快资源开发，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市场体系，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农业，在保持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坚持科技、教育兴农，多形式、多渠道地增加农业投入，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的集约经营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
第二十条 自治县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巩固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鼓励兼业经营，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自治县内矿藏、水流、森林、草原、土地和野生珍稀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制定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与县内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合作开发利用。
自治机关支持国家和县外经济组织在自治县内开发资源，进行建设。国家和县外经济组织在自治县内开发资源，进行建设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自治县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自治县的利益和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国家和县外经济组织在自治县兴办的企业，要给自治县返还一部分税利。返还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返还的税利不列为自治县财政包干基数，不抵减上级补贴，作为自治县发展经济的专项资金，由自治县自行安排使用。
自治县内依法确定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草原和森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禁止乱占耕地。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属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护林为重点，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积极发展经济林和水源涵养林，加强护林防火，搞好封山育林，严格禁止乱砍滥伐。
自治县对国有森林实行国营林场和林区群众共同管护责任制，在森林开发，清林木料的分配，林区副业生产等方面优先照顾林区群众，对清林和抚育间伐的木材，自治县自主处理。
自治县对集体林木和果园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充分发挥地区自然优势，逐步调整全县农产品产业结构，建立苹果商品基地。
自治机关在保护草原植被的前提下，鼓励集体和个人在宜林的荒山、荒坡、荒滩、荒地植树造林，建立园艺基地，发展速生丰产林，谁种谁有，自主经营，可以转让，允许继承。
自治县加强孟达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开展科学研究，保护和发展珍稀动植物，保护生态环境，并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旅游事业。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发展畜牧业。提倡科学养畜，改良牲畜品种，提高牲畜质量。发展畜牧兽医科技队伍，搞好畜疫防治，建立和完善防疫、饲养等服务体系。加速牲畜周转，提高商品率。在川水地区，提倡种草养畜，因地制宜，发展各类家畜家禽。
自治机关加强草原建设和管理，建立健全草场管理使用责任制，实行谁建设，谁使用，谁管理的原则，鼓励群众建设人工草场和饲草饲料基地。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对上级国家机关隶属在自治县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有权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
自治机关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依据企业的性质、规模、技术特点，实行承包、租赁、有偿转让等多种经营责任制，把企业推向市场。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地方工业，立足于本地资源和市场需要，发展水利电力、采金、果品和畜产品加工、建工建材、农机修造等企业。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立足资源和市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和扶持集体、个体、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发展。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商业体制改革，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增强国有商业和供销社的活力，参与市场竞争。发展合作商业、个体商业和集市贸易，活跃城乡市场，满足社会需要。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外贸、医药企业享受国家的优惠照顾。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扶持下，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在外汇留成方面享受国家优待，依照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安排使用外汇留成和国家下拨的各种地方外汇。
第三十条 自治县全面实行对外开放，采取特殊优惠政策，积极引进人才、资金和技术，开展经济技术协作，鼓励各种经济组织和港、澳、台胞、华侨等，来县合资、参股或独资兴办企业、事业，进行各种开发性建设，加快本地方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事业，加强现有公路的改造和养护，扶持山区公路及邮电通信网的建设。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本地方财力、物力和其他条件，合理安排地方性的基本建设项目，除规定上报批准项目外，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投资控制总额和投资意向范围内自主确定。
自治机关采取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积极发展，分期建设的办法，加强集镇建设，使之成为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进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制定特殊政策，从资金、物资、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做好扶贫工作。并逐步培养当地需要的各种技术人员，利用当地资源，自力更生，发展商品生产，尽快脱贫致富。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对于造成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和个人，限期治理。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生产，广辟财源，增收节支，增加财政收入。
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自主调整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收支，自行安排使用本地方的财政收入和执行预算过程中的超收、结余资金，上级国家机关给自治县的各项建设投资拨款等，除专用款项外，均由自治县按资金性质统筹安排使用。
国家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补助款，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不得用于抵减正常经费。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对本地方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并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后执行。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大于收入时期内，上级国家机关按照国家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则，核定收支，差额补助。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因遇有重大灾害或其他原因使预算收支发生重大变化时，申报上级国家机关补助。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时，除由国家统一审批减税免税项目外，对属于自治县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可以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章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积极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努力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决定自治县教育规划和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及招生办法，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加强中等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学前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扫除文盲，提倡和鼓励自学成才。
自治机关在牧业乡和居住分散、经济困难的山区，设立寄宿学校和寄宿班。
自治县实行县、乡、村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各类学校，鼓励国家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或捐资助学。
自治县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各少数民族女儿童入学率，继续办好撒拉族女子中学，农村各类小学有条件的应设立女生班。

第四十条 自治县藏族聚居地区的中、小学，实行藏、汉语文教学。继续办好藏文中学。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重视智力投资，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挪用教育经费，不得侵占学校的房舍、场地和设备。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素质，稳定教师队伍。
自治机关尊师重教，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对从事民族教育事业成绩显著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和健全科普机构和信息网络，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加强科学技术的运用推广，开拓科技市场，普及科学知识，搞好科技服务。重视科技人员的培养，对成绩显著的科技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影、电视等文化事业，开展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群众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
自治县应重视发展民间文艺，保护文物、名胜古迹，开展民族历史文物和民间文艺的挖掘、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贯彻执行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巩固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网，改善医疗卫生设施，提高医疗卫生人员的素质，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重视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等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加
强妇幼和老年保健工作。
自治县实行中西医和民族医相结合，开展民族医药研究工作，发掘民族医学遗产，保护和利用药材资源。
自治县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医务人员，发挥民族老医务人员的作用，鼓励集体办医，允许个人行医。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体育事业，恢复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重点发展学校体育，办好青少年业余体校，积极开展职工业余体育和农村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五章 民族关系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
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自治县。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各民族公民进行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县内的民族乡和散居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自治县的藏族乡同时或者分别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
自治机关的工作人员，能够熟练使用两种以上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应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少数民族的重大传统节日放节日假。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每年9月1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请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自1993年3月1日起施行。



1992年12月11日
北京市首例涉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
引发的意见分歧和法条竞合的法理冲突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李旺城、郭小锋

一、基本案情：
杨某，男，42岁，某区林业局林政资源科副科长。
2001年3月23日杨某在负责审批本区某村申请采伐枯死杨树180株的过程中，违反审批程序，在未进行实地测量、未减少株数的情况下，以部分杨树患溃疡病为由将申请采伐表中的立木蓄积由31.5立方米改批为18立方米。同年9月30日该村又申请采伐村西河套等地枯死杨树1918株，杨某在未办理枯死树鉴定的情况下，采用同样手段将申请采伐表中的立木蓄积由69立方米改批为40立方米，后报批主管局长同意。同时杨某在明知林木采伐许可证尚未发放的情况下，擅自电话通知该村进行林木采伐。杨某的上述行为导致林木被滥伐共计58立方米。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杨某构成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理由是：杨某身为负责林木采伐证发放的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其违反管理程序的发放，造成了58立方米林木被滥伐的严重社会后果，其两次私下改动采伐申请表、不进行枯死树鉴定等行为表明了其主观上存在间接故意。杨某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第407条中所指的“森林法的规定”，即北京市林业局发布的《北京市森林、林木生产性采伐（移植）管理程序》，且情节严重，应以刑法第407条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观点：杨某不构成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理由是：1、杨某的主观故意不明确，表现在杨某更改立木蓄积数的行为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权力，杨某是在认为有一定数量杨树患溃疡病的情况下依据工作经验将数据更改的，同时法律上对更改立木蓄积数的行为也没有禁止性规定。2、后果虽然严重，但责任却较分散，表现在杨某虽更改立木蓄积，但报经了主管局长签字同意，同时区林业局后也确实签发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因此其行为不属于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依据罪责相适应原则不宜定罪。
第三种观点：杨某构成玩忽职守罪。理由是：杨某亦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观上存在故意，表现在两次擅自改动采伐申请表、擅自通知提前采伐、不进行枯死树鉴定等；在客体上侵犯了国家林业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客观方面杨某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故意不正确行使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杨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397条第1款之规定，应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三、评析意见：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杨某不构成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因为其中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要件不能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而导致其犯罪构成要件不明显或者说是缺乏。理由是：
第一，主观故意不明确。根据《刑法》第407条的规定，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在主观方面，应为故意。其所涉及两种行为，无论是滥发或超限额发放，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可能产生的结果都应当知道，因为这对于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是个常识问题，不存在不能预见的情形。但是，如果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即使情节严重，依法也不能认定构成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本案中，杨某作为主管审批的林业人员，拥有法律赋予的审批发放权利，同时法律并没有禁止性规定主管人员不能依据主观判断而去改动林木蓄积量，其依据工作经验认定部分杨树患溃疡病而将审批的立木蓄积数由多改少属其职责权力范围，因此其犯罪的主观故意不明确。第二，此罪在客观方面，《刑法》第407条只规定了两种处罚行为，即超过年采伐限额和滥发的。本案中，首先杨某没有超年采伐限额发放。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当时杨某审批时发放是否超过了年采伐限额，尽管了解到这一点对判断杨某违规发放的主观故意是有帮助的，但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精神，宜认定杨某没有超限额发放；其次杨某没有滥发。尽管其在私改林木蓄积方、擅自通知无证先伐、不执行枯死树鉴定上违反了审批程序，但是采伐证后确也经主管局长签字同意，由区林业局正式签发。所以说杨某的行为是严重不负责任，而不能说是滥发。
既然我们认为不构成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那么杨某是否构成犯罪呢？我们认为，杨某给该村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是一种严重违反审批程序和不服责任的行为，但认定构成犯罪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其行为只存在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所以不能认定杨某构成犯罪，理由是：
什么是犯罪？《刑法》第13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犯罪具有三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尽管我国在采用犯罪构成作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法律标准，但上升到犯罪本质特征层面来分析犯罪，法理也是相通的。在本案中，首先杨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容置疑。根据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1]，很显然杨某的违规发放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其次，关键分析它的刑事违法性。因为刑事违法性是司法机关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它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违反刑法规范，二是违反其他法律规范但因情节严重进而违反了刑法规范。《刑法》第407条规定，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的规定[2]，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于对杨某的发放是否超年采伐限额无证据确认而被排除，因此关键看其是否超越职权或滥发采伐许可证，在这一点上存在合理性怀疑：1、杨某的改批是依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认为有一定数量杨树患溃疡病所致，同时法律上对更改立木蓄积数的行为也没有禁止性规定。2、区林业局批给该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中明确记载采伐日期为2001年9月30日至10月30日，而领证日期为2001年10月18日，杨某通知无证先伐的行为在时间上符合林业局批准的规定采伐期限，只能说是违反了程序，不能强调它是滥发。3、杨某在明知该村的申请材料中没有枯死树鉴定，不符合北京市林业局实施的相关文件的情况下，仍然签字同意批准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森林、林木生产性采伐（移植）管理程序》，然而该管理程序仅为市级林业主管部门颁布的一个规范性文件，不足以作为法律定罪的依据。最后，看它的应受刑罚处罚性。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如果某种行为只应承当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时，则不可能成立犯罪；只有当该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时，才成立犯罪[3]。本案中杨某的行为违反了行政审批的程序无疑，但是它只是承担行政上的责任。而在法律层面，杨某的行为既不属于《刑法》第407条的超年限额发放和滥发，也不属于《森林法》第41条的超越职权发放；同时在责任承担上，尽管杨某的责任很明确，造成的后果也严重，但是让杨某一人全部承担是不公平的，毕竟整个审批经过了主管领导的签字同意和上级林业局的审核，所以责任分散的合理性怀疑也不能排除，因此，杨某的行为不具备应受刑罚处罚性。所以综上所述，杨某不构成犯罪。
此外，关于杨某不构成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的意见中，还涉及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北京市林业局颁布的《北京市森林、林木生产性采伐（移植）管理程序》能否作为违反法律定罪的依据？如果不能，那么认定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违法的依据是什么？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表现为违反森林法规定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对“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应作广义的理解还是狭义的理解呢？笔者认为，应作广义的理解合适，这样才更符合我国刑罚的立法目的[4]。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它包含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和最终消灭犯罪两个层次，显然作广义理解更符合这一刑罚目的。所以，“违反森林法的规定”不仅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也包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等国务院及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颁布的林业行政法规、规章中有关森林年采伐限额、采伐森林和林木的范围及方式、林木采伐证的申请与审核发放权限等事项的规定。没有违反上述规定的，不构成犯罪。北京市林业局制定实施的相关文件《北京市森林、林木生产性采伐（移植）管理程序》既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也不是国务院及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颁布的林业行政法规、规章，而是北京市林业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和北京市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工程建设征占用林地和伐移林木管理的通知》，对1997年类似文件的进行修订后，印发全市林业部门实施的一个规范性文件，目的是规范全市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因此不能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我们认为，认定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发放的依据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及《刑法》有关条款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指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及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颁布的林业行政法规、规章。
（二）杨某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若不构成，那么便出现了一个法理冲突，即当行为违反了普通规定但却没有违反特殊规定时该如何适用法律？
我们需注意到，刑法第397条第1款在规定玩忽职守罪时，有一个“但书”，即“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同时，刑法第407条就具体规定了“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两个法条规定的罪名所侵犯的客体是一致的，因此表现为一般法条和特别法条的包含关系。刑法通说明确规定[5]，当一般法条和特别法条竞合时，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问题是当行为不构成刑法特殊规定的犯罪而只构成普通规定的犯罪时应该如何认定呢？这涉及到法理上的冲突，需要国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予以确定。
我们认为，首先肯定刑事法律在程序上具有不可逆转性，其次按照特殊条款优先适用普通条款的刑法通说，应着重考虑杨某是否构成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如果不构成犯罪，就应当认定其无罪，而不能再套用一般性的条款，去追究他的玩忽职守罪，否则就在法理上违背了谦抑的精神[6]。
四、处理建议：
由于此案是在检察环节中遇到的首例案例，并未进入审判环节，我们只能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以供探讨。我们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1、杨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建议对其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追究其行政责任；
2、针对本案中，杨某违反的《北京市森林、林木生产性采伐（移植）管理程序》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从而导致其缺乏犯罪特征要素，建议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发放林木采伐证的行为的违法性作进一步明确的界定；
3、建议最高检、最高法对《刑法》第397条玩忽职守罪的一般条款与第398条至第419条所规定的特殊条款如何进行具体适用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以解决因法条竞合而导致不符特殊条款但符一般条款的犯罪构成要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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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该规定为：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形，就是指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采伐数量累计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导致林木被伐数量超过10立方米；滥发林木采伐证，导致林木被滥伐20立方米以上。
[2] 见《森林法》第41条，违反本法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超越职权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纠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关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未予纠正的，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张明楷：《刑法》2001年版，全国司法考试指定用书，法律出版社出版，第8页。
[4] 张穹、敬大力、赵秉志主编：《渎职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47页。
[5] 张明楷等主编《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出版，第100页。
[6] 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出版，第7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