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轻伤害案件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

李文辉


　　近几年来，作者处理几起轻伤害案件，在处理过程中，发现有些问题需要解决，下面结合处理过的两个案例来共同探讨一下处理轻伤害案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

案例1 2007年3月28日，程某某（69岁）与刘某某（61岁）因宅基地发生纠纷，两人系妯娌关系，两人厮打过程中造成程某某胸11椎体上缘轻度压缩骨折。程某某报案后，有当地派出所立案调查，派出所委托濮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进行伤情鉴定，该鉴定所不能做出明确的鉴定意见。受害人程某某到处上访，要求重新鉴定，直到2007年11月14日濮阳市公安局再次委托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构成轻伤。随即刘某某被拘留羁押。案件到法院后，刘某某申请法院重新鉴定，2008年10月9日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程某某不构成轻伤的结论。

问题：轻伤鉴定的标准与轻伤案的犯罪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法（司）[1990]6号] 已经“试行”近二十年，原有的鉴定标准已经不能适应现有的司法体制。就拿上面提到的案例来看，虽然有胸椎骨折的现象，但是如果简单的对照《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的相关规定，程某某的伤情就构成了轻伤。然而，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经过综合分析认为，程某某的急性期骨折应是在胸椎陈旧性病变的基础上发生的，不能完全适用《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对其进行损伤程度评定。虽然排除程某某的轻伤，然而刘某某在看守所里已经羁押七个月之久。

　　目前，《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的有关规定存在着严重不足，影响轻伤案件的处理，有些处理不当激化了社会矛盾。有些条款标准过低，无损害或者损害很少，可以忽略不计，打击面太大；有些条款标准模糊，不易操作；

（一）对鉴定标准的建议

1.适度提高伤情鉴定的评定标准。许多伤害案件中，伤害结果仅为眶部单纯骨折、鼻骨粉碎性骨折或者鼻骨线性骨折伴有明显移位、外伤性鼓膜穿孔、牙齿脱落或者折断两枚以上等情形屡见不鲜。上述伤情按现在的医术治疗水平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肉体损害程度已大大减轻，它的社会危害性亦大大减弱，并且很容易造假，很多地方的鉴定人员因此而犯罪。

2.模糊性概念应确定化。《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八条规定：“头部损伤确证出现短暂的意识障碍和近事遗忘”的情形属轻伤，而医院临床中头部外伤后“脑震荡”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应属于这一条的范围之内。问题的难度出现在如何判断有无脑震荡中的“确证意识障碍和近事遗忘”上。这一条标准是纯粹的主观症状，没有客观的体征或医学辅助检查来支撑，只能依据伤者的叙述来判断。许多伤员及陪护者故意隐瞒真情或夸大伤情，其目的在于求得较长时间的治疗和较多医药费的赔偿，或是故意追究、加重对方的刑事责任或抵消自身对对方伤害的责任。此时，法医根本就无法确证或者否定这段病史，处理的结果无非有两种：要么是只凭伤者的叙述进行认定，要么就是不认定，而多数结果往往是对真正的伤者也不敢认定。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视力、听力损害程度的核查鉴定等等。

（二）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不简单地把轻伤等同于构成轻伤罪。伤害等级虽然是确定能否构成轻伤罪的前提条件。但轻伤等级不是决定构成轻伤罪的唯一条件。也就是说，达不到轻伤标准，一定不能构成轻伤罪；而达到轻伤标准，并不一定构成轻伤罪。是否构成轻伤罪，还应把伤势程度和其他情节结合起来，全面分析判断。轻伤从法医学的角度可分为重度轻伤、中度轻伤和轻度轻伤。一般来说，在轻伤中，伤势较重（重度轻伤），或伤势虽然不重（轻度伤害或中度伤害），但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应作轻伤犯罪处理。而有些伤害虽达到轻伤标准，但从全案衡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仍然应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作无罪处理。笔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伤(特别是轻度伤害和中度轻伤)，一般不宜作犯罪处理。（1）间接致人伤害的。即伤害并不是加害人直接以暴力手段所致，而是介于其他间接因素造成的。如两人扭打摔倒地上撞伤等。本案中的程某某就是摔伤的，不宜认定为犯罪。（2）受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如受害人无故挑起事端，漫骂侮辱他人，或者首先动手殴打他人等，引起他人气愤而致伤受害人的。（3）防卫性质的轻伤。相互打架斗殴，一方在斗殴过程中，有明显的忍让或节制，或要求和解，而另一方却仍继续纠缠行凶，激发对方进行还击，因而致伤他人的。（4）亲属间对违法犯罪者教育失当而致伤的。如对确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不肖之子”，有的甚至是“害群之马”，其父母或兄长采用棍棒等不正当方法教育，有时气愤之下,一时失手,将违法犯罪者打成轻伤的。（5）因民事纠纷引起的伤害。如因婚姻家庭纠纷、相邻权纠纷等引起打架致轻伤的。 对于轻伤罪与非罪的认定，不能搞“唯伤级论”。要把伤害等级和伤害情节结合分析，综合判断。只有既属于轻伤，又属于情节严重的，才能按照轻伤犯罪处理。本人曾受理过一位教师因一名学生多次严重违反学校纪律，在老师批评教育时顶撞老师，该老师出手打了学生一记耳光，结果学生耳膜穿孔，学生家长要求老师赔偿60000元，否则就追究老师的刑事责任。教师委曲求全，赔了60000元。该教师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其没有伤害的故意。

案例2 冷甲与冷乙产生矛盾，2008年12月18日16时两人在生产路上相遇，发生厮打，后冷乙左胸部受伤，经鉴定构成轻伤。当时两人打架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冷甲不承认将冷乙打伤。冷乙报案后，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后，仅有受害人冷乙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冷甲将冷乙打伤的事实，公安机关建议冷乙提起刑事自诉，材料送到法院后，法院认为既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就应当有公安负责将案件按照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进行公诉。公安机关认为证据不足，不能提起公诉。至今案件没有结果。

问题：轻伤案件的公诉与自诉

轻伤害案件即可以公诉也可以自诉，这是目前法律上都认可的事实，并且大多数都是公诉，很少有自诉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报案就立案，侦查就拘留、批捕，公诉到法院调解处以缓刑或则拘役，最终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一旦让受害人自诉，法院就会扯皮推诿，导致当事人无法自诉，随后就会形成一个上访案件。

建议轻伤案件的刑事诉讼自诉为主、公诉为辅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3款、第170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六部委《规定》）第4条之规定，轻伤案件属于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只有对于其中证据不足的轻伤案件，才由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刑事诉讼法第88条之规定，“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因此，轻伤案件中受害人完全可以依据上述规定向法院提起自诉。

　　但要注意和完善以下问题：

一、调解为主，诉讼为辅，创建和谐社会

　　调解等非刑化方式解决轻伤害案件的，在于轻伤害案件本身的特性及刑法的谦抑性特点。所谓刑法谦抑主义有三方面的含义［1］：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能充分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进行保护；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即刑法不能介入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三是刑法的宽容性，即即使出现了犯罪行为，但如果从维护社会的角度看缺乏处罚的必要性，就不能处罚。轻伤害案件大多发生在熟人之间，有的是邻居，有的是同事，有的是亲友，往往没有深仇大恨，有着良好的调解基础，如果处理不当就会积怨太深，隐藏更大的社会矛盾。办案人员在做调解工作时要有耐心和公心才能做好调解工作，不能为工作而工作。

　　要建立和完善调解机制，赋予公安机关、审查起诉调解结案的权利。将调解程序作为处理轻伤害案件的必经前置程序，轻伤害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前，公安机关调解成功的不予立案或者撤案；对捕前已和解或已调解成功的，不予受理；审查逮捕阶段调解成功或当事人和解的以无逮捕必要为由不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调解成功或当事人和解的以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判阶段双方达成协议的，检察机关可以撤回起诉。公安、检察机关应根据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双方的过错、侵害人的经济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金额。达成调解赔偿协议的一般应及时交付现金，以免调解协议无法执行。

二、调查由公安机关进行，诉权由被害人选择。尽管根据法律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伤害案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害人取证有困难，很难达到“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这一证明标准。笔者建议，对有被害人控告的伤害案件，无论大小，公安机关都应受理并展开调查，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如被害人伤情鉴定属轻伤，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无需继续侦查的，公安机关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告知被害人有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或要求公安机关侦查的权利，并说明程序后果，由被害人自行选择，促使轻伤害案件的被害人尽可能多地启动刑事自诉程序。

三、法院应当放宽轻伤害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对于人民法院在受理公诉转自诉案件时的如何审查问题，笔者认为，虽然刑诉法规定自诉人在提起自诉时要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就应当对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实质性的审查就意味着法院要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是否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判断，而要作出这样的判断必须要经过开庭审理的程序，否则所作出的判断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负责立案的审判人员显然不可能在立案时就进行开庭，因此，在受理案件时法院所进行的审查只能是程序性的审查，与一般的案件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鉴于公诉转自诉案件的特殊性，在进行审查时主要应审查以下方面：一是要符合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受理此类案件作出的明确规定，如被告人是否明确，诉讼主体是否存在瑕疵，是否属于法院管辖等；二是对自诉人提供证据的审查，只要自诉人能够证明被告人确实对其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并且该行为造成了自诉人的损失，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至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受到刑罚处罚，只有在法庭开庭审理之后才能作出最终的认定。

四、严格限定轻伤害案件调解结案的适用范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伤害案件，不得进行调解：1、累犯、黑恶势力伤害他人的；2、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引起的；3、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引起民愤的；4、雇凶伤人的；5、法医鉴定结果可能构成重伤的；6、致多人轻伤的；7、犯罪嫌疑人拒绝支付医疗费的；8、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或逃匿的；9、行为人多次伤害同一被害人，致同一被害人多次获多处轻伤；10、持械多次打击人体要害部位的。一方当事人采取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同意调解的，应当终止调解，无论是否达成调解协议，均应当依法按照公诉程序办理，按照罚当其罪原则判处。

［1］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8页
公证处该如何协调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


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司法证明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广泛的服务领域。目前，全国大部分公证处已经转制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公证体制改革是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法律服务业面临的新形势的需要，是司法改革的需要，更是公证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并不能彻底解决公证事业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从行政体制脱离出来后，各个公证处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公证处的经济利益问题，同时社会效益是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不可偏离的出发点和基础，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必将使公证的公信力受损，破坏公证队伍的良好社会形象，最终必然会影响公证的经济效益。湖北彩票案、西安宝马案等都对公证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公证处如何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是各个公证处面临的最大问题。下面笔者试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给公证行业带来的损害、追求社会效益面临的难题和公证处该如何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带给公证业的损害。
目前，公证市场化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导致很多公证处和公证员在利益的驱使下，只是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寻求收入最大化，利益最大化，违规操作或者虚假操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有的公证部门以创收为单一目的，在内部分配机制上，实行的是业务量与公证员收入挂勾的唯一分配方式；在部门设置上，缺少监督机制和监管部门，甚至有的公证处也不设业务研讨部门或者形同虚设，只是多设办证点或者滥设办证点，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在管理上，放任无资质人员从事公证业务，降低公证员门槛。正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公证员玩起了“猫腻”：只要能收到公证费，可以随意简化程序，对当事人要求的公证事项不认真审查，出现错证；有些公证员甚至可以无原则满足当事人无理甚至违法要求，出现假证；还有的公证处之间压价抢揽证源，想方设法提高业务量，提高业务收入；更有甚者，少数人心术不正之人利用手中的公证权，开展“寻租”活动，如拉关系、走后门、收回扣，滋生公证腐败。凡此种种问题，无一不与公证市场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公证是一个凭信用来支撑的行业，且背靠的是国家信用资源，具有一定的的公权性质，“真实性”和“合法性”是其应该坚守的职业道德底线。然而，公证一旦坐上了经济利益的大腿，甚至联姻，行业的价值观就会异化，公证就会偏离公正，公证“失真”，公证员“失口”也就再所难免。沸沸扬扬的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公证员的失守就令人深思。如果公证市场化、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一旦演变成行业“潜规则”，那么，公证就会彻底失去“贞洁”，就会彻底丧失他的社会公信力，公证行业也就真正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公证市场化是透支信用的短期行为，最大受害者不是别人，正是公证行业本身。
所以说，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给公证业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二、追求社会效益面临的难题
追求社会效益是公证行业发展的目标之一，公证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的最佳化就是公证工作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只有社会对于公证业的认可，赞同，才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公证、理解公证，进一步增强公证业的公信力，但目前公证业在追求社会利益的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障碍，首先，社会对公证业的认知不够，公证业是服务业，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公证中介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公证的服务、监督、沟通、公正的作用，充分发挥公证的证据作用，落实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是十分重要的。但目前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对公证书的认可程度十分有限，甚至有的法官连公证书都不看，直接依据自己的判断和想法断案，给公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其次，公证业被定位为市场中介组织后，迈出了铁饭碗的队伍，但相应的法律规范不够健全和规范，致使很多地方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公证处和公证员的生存问题出现了危机，在生存压力面前，很多公证员也无暇顾及公证业的社会效益了。
三、公证处该如何才能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品牌的价值是无形的，是综合素质、综合实力的体现。强势品牌带来可观的市场份额，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打造自身品牌，以品牌效应赢取市场，已为越来越多褪去行政色彩的公证机构所认识。唯其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以信用为本，不断提高公证的公信力,才是公证行业的发展方向。一个行业的信用，是靠长期积淀形成的，预示着其前途和未来。公证的信用代表着国家的信用，是信用的最高形式之一。公证要发挥在国家信用体系中的作用，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的诚信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身信用，把公证行业建设成一个对社会、对群众负责任的行业，一个社会和群众信得过的行业。笔者认为要想取得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效果，必须要加强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公证宣传力度，努力开拓服务领域
　　加强宣传力度，拓展新的服务领域，是公证行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开拓公证服务领域，要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和有效的手段宣传公证职能作用，并通过为政府、公民、法人和社会经济组织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促进宁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比如办好强制执行公证，为减少金融风险多作贡献。通过努力宣传和积极工作，让更多的金融系统各部门对公证的作用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对公证工作给予较大支持，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础。二是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公证服务，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当好参谋。国有企业改制的实质，是各方利益的重新调整，其目标是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制将通过大量的法律行为来完成，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关系，市场关系，社会关系和生活关系。这些都需要用法律来调整、规范和确认。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为己任的公证机构，是市场经济的中介组织，具有服务、沟通、监督、证明的职能。公证所持有的职能，独特的作用和效力，必将引起政府决策人，改制中的利益相关人的重视。我们应积极主动地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向党委、政府汇报，提出设想、要求、建议，从总体上取得通行证，介入“改制”工作。
　　在企业改制中，公证宣传的重点对象是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决策的负责人，改制中的利益当事人。通过宣传，使他们明白公证可以积极引导法人、公民、财团、公司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规范当事人行为，可以起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制止不法经营，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的作用，维护国家及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
　（二）要尽快建立起公证信用体系，健全公证责任制度，明确公证处和公证人员的责任。继续坚持质量至上，社会效益优先。任何时候，公证事业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证质量和行业信誉为代价。对那些不顾公证职责，不讲公证道德，严重损害公证质量和信誉的公证处和公证人员，要清除出队伍，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触犯刑律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当然，作为保障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机构，适当的政策性收费是必要的。但以创收、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工作价值观则是公正行业的大忌。真正公证行业“公正”与“正义”的价值观弘扬光大。
（三）制定相关的制度规章，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制止不正当竞争不仅取决于人的道德素质，而且需依赖于法律和机制的建设。形成一套激励惩戒的机制，使违纪者承担其成本，是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根本措施。用规范来引导和道德教化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因为支配人的行为方式的根本准则是利益而不是道德原则，而利益问题的根本解决从来不听命于道德说教，而是听命于强制规范。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反不正当竞争的相关规定，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在新的世纪，公证事业面临着大好的发展形势，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在全体公证人员的努力下，努力把公证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继续推向前进。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效果。

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原 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　　杨振波　84217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