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科摩罗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科摩罗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签订日期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摩罗国全国执行委员会，根据两国的利益和愿望，通过友好协商，一致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科摩罗国全国执行委员会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
　　科摩罗国全国执行委员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科摩罗国全国执行委员会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科摩罗国外交事务代表
　　　　　　　黄　　华　　　　　　　　　　　　　　阿里·塔希尔
　　　　　　　（签字）　　　　　　　　　　　　　　　（签字）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于纽约
　　案例：

　　2011年以来，刘某、孙某、李某三人事先购买大量的各种牌子的假香烟，多次开车到各地的名烟名酒门市用假香烟“调包”成真香烟，骗取财物后逃离现场。其作案手段为，先由李某进到烟酒商店里，谎称要购买几条名牌香烟，待店员拿出香烟装到塑料袋中后，又谎称要购买几瓶名酒，将店员引开，这时，孙某进店，用事先准备好的假烟，趁店员不注意，将塑料袋里的真烟进行调换，并迅速离开。李某又以等会儿再来买或价格过高等理由，也迅速离开，乘坐由刘某驾驶并在门外等候的轿车逃离现场。

　　分歧意见：

　　在办理此案时，存在着两种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等三人虚构买烟事实，隐瞒调包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等人在店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调包，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犯罪的本质表现为盗窃，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分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两者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两罪的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都要求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侵犯的客体都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两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罪的客观特征上，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是行为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占有公私财物；而诈骗罪是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骗取公私财物控制者的信任，财物控制者基于这种信任主动将财物交付行为人占有。司法实践中，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一般情况下并不困难，但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有些行为人在盗窃犯罪活动中可能夹杂着欺骗行为，而有些行为人在诈骗犯罪活动中附带着秘密窃取行为，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两罪在客观方面存在某些交叉的案例。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自愿”交付财物，即行为人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取得财物，还是采取欺骗手段使财物控制者因受骗而产生给付其财物的意思，而主动交付财物。在行为人实施欺骗手段暂时占有或控制了财物，但财物控制者没有将财物给付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并将财物给付他人的情况下，行为人秘密将财物据为已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区分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可以有以下方法：一是看是否通过欺骗使他人做出财物交付行为。另外还有一个简单方法：是看财物脱离被害人控制是否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财物脱离被害人不是诈骗的结果，而是窃取的结果，应当认定为盗窃罪。例如，素不相识的人谎称有急事“借用”他人手机当场使用，乘人不备携手机溜走，很像是诈骗。但是，行为人将手机拿离被害人控制显然是违背被害人意愿的、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拿走的，这属于窃取，是盗窃罪。如果以当场临时使用为名，接过手机后逃离，属于盗窃行为；如果谎称需用手机，经被害人允许，拿走使用，据为已有的，才属于诈骗罪。
　　本案中，刘某等人相互配合，一人假意与被害人交谈以转移其视线，用身体遮挡作掩护，另一人趁被害人不备，将真烟换成假烟，然后以各种理由逃离现场。刘某等人在实施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虽然实施了假意买烟、以假换真等一系列瞒天过海的欺骗行为，但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达到让被害人自愿交付财物的客观结果，被害人始终都是把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视为普通顾客，其主观意识上是要销售烟酒，其交付烟酒的行为不能视为基于错误认识“自愿”交出的。对于真烟的转移占有，是刘某等人采取秘密手段实现的，并不是店员基于错误的认识而主动为之的，从被害人内心分析来看，并没有对其所有的真烟进行处分的意思，对真烟的失去占有是违背店员的真实意思的，刘某等人的行为能够得逞起关键作用的是秘密窃取的行为，而不是借机交谈实施骗取的行为。因此，本案中欺骗行为只是使盗窃行为不被即时发现的手段，而秘密窃取才是本罪的实质，财物的转移不是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的主动交付，而是刘某等人的秘密“调包”，符合盗窃罪的客观特征。趁人不备“调包”是刘某等人完成犯罪行为的关键手段，应看作是秘密窃取行为，因此，刘某等人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
　　本案中刘某等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尚不足以使被害人自愿交付其财物，故不构成诈骗罪。实际上，这种先采取欺骗手段使他人相信某种事实，然后再用窃取手段偷走他人财物的行为，刑法理论上称为“欺诈型盗窃”，以盗窃罪论处。
　　综上，刘某等人主要意图是以获得高利润为诱饵，麻痹被害人降低其警惕性，借机引开被害人，趁其不备为实施“调包”行为做准备，本质上是秘密窃取行为起了关键性作用，财物脱离被害人也是违背其意愿的，所以，当“调包”数额达到一定标准后，香烟“调包”应定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即本案中的刘某等人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陈亚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