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合同监督管理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合同监督管理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174号
《江苏省合同监督管理办法》已于2001年1月18日经省人民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江苏省合同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订立或者履行的合同。
本办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第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依法查处利用合同进行的违法行为。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合同管理，指导企业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提供企业合同信用状况征信服务。
法人、其他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合同的管理，配备具有专业知识的合同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依法订立和履行合同。
第五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提倡使用国家和省已发布的合同示范文本。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合同示范文本的推行和管理。
第六条 合同当事人根据自愿原则申请合同鉴证，合同鉴证可以向合同签订地、履行地或者当事人一方登记注册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
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章规定应当鉴证的合同，当事人必须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鉴证手续。
鉴证费依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七条 当事人申请合同鉴证时，应当依法提交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不得隐瞒真实情况，骗取鉴证。
第八条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格式条款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免除或者限制格式条款提供方依法应承担的合同义务；
（二）免除或者限制格式条款提供方因可能产生的违约行为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三）免除或者限制格式条款提供方可能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四）免除或者限制格式条款提供方对其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应负的保证或者保修责任，或者缩短产品的法定保证期限；
（五）规定格式条款提供方可以任意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延迟或者停止合同的履行；
（六）规定对方当事人需经格式条款提供方或者其代理人同意方可行使合同权利；
（七）排除或者限制对方当事人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
（八）规定格式条款提供方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出现价格不合理上涨时，对方当事人继续履行该合同；
（九）规定只有格式条款提供方有权对合同进行解释；
（十）其他免除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内容。
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格式条款，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商业广告、通知、声明、店堂告示、凭证、单据等内容符合要约规定和前款规定的，视为格式条款。
第十条 格式条款含有免除或者限制自身责任内容的，提供方应当在合同文本中用清晰、明白的文字表述，采用醒目方式标明，并在合同订立前提请对方注意，按对方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还应当设在醒目位置。
第十一条 合同当事人不得采用下列欺诈手段：
（一）伪造合同；
（二）虚构合同主体或者盗用、冒用他人名义订立合同；
（三）虚构标的、销售渠道或者假称包销、回收产品；
（四）故意交付部分货物（货款）骗取全部货款（货物），或者骗取货款（货物），拒不交付货物（货款）；
（五）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质量保证金等费用；
（六）定作方无正当理由中止履行合同，骗取所收定金、质量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预付款、材料款等费用，或者拒不支付加工费；
（七）使用不能兑现或者不能完全兑现的票据、债权文书；
（八）为合同提供虚假担保；
（九）非法占有或者处分对方当事人或者担保人的财物，不履行合同义务；
（十）设置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条款，造成对方当事人无法履行合同；
（十一）无实际履行能力而与他人订立合同；
（十二）其它采用欺诈手段订立或者履行合同的行为。
第十二条 合同当事人不得采取下列手段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一）利用合同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物品的；
（二）利用合同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
（三）利用合同恶意串通的；
（四）利用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五）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
（六）利用合同违法发包、违法分包、转包建设工程的；
（七）采用贿赂订立、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
（八）其他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实施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所列的违法行为提供证明、营业执照、印章、帐户、凭证以及其他便利条件。
第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经过鉴证的合同，当事人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督促履行；不履行合同又不承担违约责任的，应当接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检查处理。
第十五条 合同当事人在抵押合同签字盖章后应当依法到有关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当事人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应当到原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物变更登记；抵押物产权变更的，抵押人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当事人应当到原登记部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合同履行完毕，当事人应当办理注销登记。
当事人不得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抵押物登记。
登记部门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乱收费用。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招标投标、拍卖等与订立合同有关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合同争议进行调解。
第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利用合同进行的违法行为，有权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证明人；
（二）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查阅、提取、复制有关的合同、发票、账册、凭证、业务函件和其他有关资料；
（三）调查利用合同进行的违法行为和与之有关的活动；先行登记保存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及财物；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行使职权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转移、隐匿、销毁有关证据和财物。
第十九条 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利用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归国有或者责令返还给有关集体或个人。
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另一方当事人不予追究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查处，并可责令违约方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金；违约金、赔偿金无法给予当事人的，应当上缴国库。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撤销鉴证，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和第十条规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责令格式条款提供方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回所骗财物，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有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至第（五）项和第（八）项行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视情节轻重，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有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六）项行为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 有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七）项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视情节轻重，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视情节轻重，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未办理注销登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应当撤销登记，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对合同进行监督管理，不得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违者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内容概要】
在继承人依《公司法》第76条获授股东资格时至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之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一种无人行权的真空状态中，笔者称之为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股权虚置期间一般包括“主体确认期间”和“显名确认期间”两个期间。尽管股东资格的继承乃为法定，无需公司股东会另行召开会议作出相关决议，但由于现实中的复杂性，股权失权及损害原自然人拥有的股权事件常有发生，对于股权虚置状态，就需要一些特殊规则予以规制，即在保证效率和交易安全的基础上，为有效地衡平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须对股权虚置的“两个期间”予以合理确定，并对利害关系人在该“两个期间”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的相关法律后果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股权继承；股东资格；股权虚置；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在公司章程未作排除规定的情形下，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由于在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如笔者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所述，继承人继承的是股权中的财产权的当然所有权以及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的获授资格。继承人要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尚需经历一个确认程序。无论是通过内部确认还是通过司法确认，在继承人依法获授股东资格时至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一种无人行权的真空状态中，笔者称之为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
对于“继承人依法获授股东资格时”，依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的观点，应理解为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笔者以为应区分内部确认或者司法确认的不同情形，作不同的节点确定：
从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来看，2005年《公司法》规定的确认程序大体有五：一是发起人按照投资协议书认缴出资并履行出资义务；二是将发起人记载于共同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并签署；三是记载于股东名册并依该名册行使股东权利；四是在工商管理机关予以设立登记；五是公司设立后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由于司法实践中，股东身份的确定，需以当事人能否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认定。在前述主要确认程序中，可分析得出，过程形成的证据有两类，一是能够证明当事人认缴出资、已实际出资或者实际行使股权的实质证据；二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和出资证明书等形式证据。就各类证据与股东资格之间的联系而言，认缴出资或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联系，但非必然联系；行使股权与股东资格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为具备股东身份之后的行为，是资格确认后的权利处分事项；公司章程的记载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联系，但非充分条件；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但不具备设权之效；出资证明书的签发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关系，但非必要条件；股东名册是建立公司与股东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依2005年《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从上述证据与股东资格的联系来看，结合商事活动的特点，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股东资格的确定标准，于公司内部应探求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于公司外部则应着眼于权利外观而考虑商事登记的公示作用。
对于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由于获授资格法定，对于实质证据的审查乃为继承资格的认定，而非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中的认缴出资或者已实际出资。在当事人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其为原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或者在共同继承情形下被确定为股东资格的最终继承人的前提下，对于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就应比照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的确定标准予以认定。同时，参照适用《物权法》第28条规定，即“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故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的认定，在内部确认的情形下宜确定为“继承人作为股东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之日”；在司法确认的情形下宜确定为“人民法院责令公司向继承人签发出资证明书、将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裁判生效之日”。
有学者认为，股权继承过程中不存在股权虚置问题，继承人获授股东资格后即可享受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公司为股东履行确认手续是其法定义务，不能以确认程序是否完成而限制继承人作为股东的身份从事相应的公司行为。对此，笔者不予苟同。理由有四：
首先，股东资格与股东的概念不能等同。2004年2月2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4]50号）第11条规定，股东资格是指继承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按照通常理解，股东是指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出资或在公司成立后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显然，获授股东资格只是意味着产生了股权变动的原因，具备了成为股东的条件，使股东发生变更有了依据，但是，股权的变动和股东的变更却需要特定的行为和程序；而取得股东身份和地位，则是实现股东资格继承的结果，意味着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已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被接纳为其团体成员，从而进入了该团体内部，并可依其身份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质言之，股东资格与股东是存在差异的区别性概念。
其次，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的确认问题是《继承法》的调整范围，待继承主体确认之后，才能涉及《公司法》有关股东资格的继承的适用问题。由于公司的其他股东没有识别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的义务，一般情形下也无识别之能力，当存在多个合法继承人时，如果多个合法继承人之间有合意，尚可容忍按其合意允许多个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但如果多个继承人存在继承争议时，在允许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方面，就显然没有办法操作。而且，在合法继承人范围、股东资格的主体等争议未解决或确定之前，允许部分或全部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无疑是将《继承法》的调整方式强加于《公司法》之上，并强行苛以公司的其他股东对该等继承人有审查识别和消极容忍的义务，不仅有违于法律适用的方法，而且僭越了股东的法律边界、导致了股东权利的滥用，也不利于维持公司的稳定性以及保障交易的安全。退一步言，即便不承认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确认时至股东确认程序完成时存在股权虚置的问题，但是，在共同继承的情形下，从继承开始时至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最终确认时，由于围绕着财产分割的债务分配、税负承担等一系列问题，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最终确认事项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股权虚置的状态同样持续存在。
再次，2005年《公司法》76条规定的“继承股东资格”，解决的是继承人关于股东资格的获授问题，并非解决股东权利真空的问题，按照2005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如前述，无论是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抑或是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其股东资格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手续或程序加以确认：除公司内部形成一致意思、履行相关实体义务和法定程序外，还需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除公司内部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签发出资证明书外，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33条第3款以及《公司法》第31条的规定，亦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当具备股东资格合法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向公司申请股东资格确认不能时，该继承人还可依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第24条等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要求公司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等而取得股东的身份和地位。
最后，2005年《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第3款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上述规定，依法条文义，可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股东权利的行使是以股东身份的取得为前提条件，因此，具备股东资格的继承人，在股东资格继承尚未实现、取得股东身份前，允许其从公司外部直接进入公司内部，作为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的主体显然是不适格的。
基于私有财产所有权优先保护和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定性的前提，在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中，笔者认为，对于股东资格继承的取得时间应确定在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死亡时。但现实生活中，自然人股东死亡后，由于各种原因，常常存在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形。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在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形下，股权虚置期间一般包括两个期间：一是继承开始时至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的期间，笔者谓之为“主体确认期间”；二是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至公司内部确认或司法确认继承人为公司股东完成时的期间，笔者谓之为“显名确认期间”。对于“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的理解，应以公司收到共同继承人通过内部合意最终被确定为股东资格继承人的当事人提交的股东资格确认申请书之日（内部协商情形），或者公司收到继承人提交的人民法院确认股东资格的生效判决书之日（继承纠纷情形）予以认定。这是因为公司不是合法继承股东资格的裁判机关，不具备审查识别继承资格之能力和法定义务，而继承人负有及时通知公司并使公司知情的法定义务。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由于因继承事项而获授股东资格的节点起始于自然人股东死亡时，故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认后，其继承股东资格的效力当然溯及于“主体确认期间”，自始有效。强调这一效力的溯及力十分重要，因为它关涉到继承人在公司、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对原自然人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在股权虚置期间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寻求救济时的原告诉讼地位的确立以及求偿权实现等诸多问题。
从理论上讲，股权虚置状态不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股东自益权，而仅仅是股东共益权行使上存在障碍。但在实践中，没有共益权支撑的股东自益权显属无保障之权利，继承人只有以显名股东之身份行使股东的全部权利，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因此，尽管股东资格的继承乃为法定，无需公司股东会另行召开会议作出相关决议，但由于现实中的复杂性，股权失权及侵害原自然人拥有的股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对于股权虚置状态，就需要一些特殊规则予以规制，即在维护公司稳定性、保障交易安全以及保证效率的基础上，为有效地衡平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须对股权虚置的“两个期间”予以合理确定，并对利害关系人在该“两个期间”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的相关法律后果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这些都需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具体地说：
1、在“主体确认期间”，虽主体确认等民事行为主要受《继承法》调整，不涉及《公司法》的调整问题，但是，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股东负有消极等待的义务，客观上存在《继承法》与《公司法》的衔接问题。为避免长时间主体确认的不确定性，导致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的生产运营或者使公司受到不利益，需要合理确定“主体确认期间”。在性质上，“主体确认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亦非除斥期间，只是体现一种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优先保护和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定性原则的尊重，因此，对于“主体确认期间”的确定，不宜过长。
2、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 变更登记”的相关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一般应自变更登记事项决议或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因此，参照适用之，同时考虑到“主体确认期间”，可参照上述规定确定“显名确认期间”。同时，为防止继承人拒绝、怠于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及时向公司提出确认申请，避免公司的期限利益损失，也应对继承人向公司提交确认申请书的时间予以限定。对于因继承主体资格的确定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法院也宜本着效率的原则快审速裁。
3、如果自然人股东的多个继承人不能在“主体确认期间”最终确定股东资格的继承人的，又不提起诉讼的；或者具备股东资格继承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无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司提交确认申请书的，则应视为放弃股东资格的继承，由公司依股权转让或者股份回购规则办理为宜。
4、如果公司在“显名确认期间”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的确认义务，则具有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有权在该期限届满之日起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第24条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内部确认向司法强制确认转换。同理，为避免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长期虚置的状态，对于继承人提起司法强制确认的法定期限也不宜设置过长。同时，为体现效率，对于股东资格继承的司法强制确认之诉，在审理程序上可参照适用“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特别程序，并参照适用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80条关于特别程序审限的规定。
5、在股权虚置期间，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股东积极作为侵害原自然人股东股权的，依法获授股东资格的继承人在股东身份确认之后可提起侵权赔偿之诉；在继承人向公司提出股东资格确认申请书后，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怠于履行股东资格确认确认程序的，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作者简介：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