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保护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影响及其二者的可协调性
孙倩
内容摘要：国家豁免的理论基础是“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在一定时期得到广泛支持，并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伴随社会的发展，这一理论逐渐显示其不足之处，国家限制豁免理论应运而生。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个人在国际上的地位开始变化，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法上基本人权的保护对传统国际诸多领域提出挑战，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同样受其影响。本文将介绍国家豁免理论的演变历程及国际基本人权保护对国家豁免理论影响和二者的协调。
关键词：国家豁免，基本人权 ， 强行法
一、人权发展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影响
国家豁免又称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或国家主权豁免，泛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不受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但主要是指一国及其财产免受其他国家国内法院的司法管辖，即非经一国的同意，该国的行为免受所在国法院的审判，其财产免受所在国法院的扣押和强制执行 。本文仅从狭义国家豁免即司法管辖豁免来探讨国家豁免理论问题。在国家豁免理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18、19世纪是绝对豁免时期即一国在外国法院享有完全的豁免权除非国家自愿放弃这种豁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干预和控制增强，国家经济职能不断加强，广泛参与以前通常属于私人经营的事业、企业及活动中，在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逐渐出现国家与私人的矛盾。尤其是自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国家出现后，这些新独立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摆脱贫困,发展民族经济,大多对在本国的外国企业实施了国有化或征收措施,也导致国家与外国私人或法人之间的争端大量出现。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国家往往援引国家豁免使外国个人陷于不利地位，所以外国人或法人寻求本国法院保护的呼声增加。国家豁免的问题就必然成为一个涉及各国利益的重大问题。同时国家大规模参与商事交易也使豁免问题复杂化,争端增多,这也促使西方国家认真考虑绝对豁免的优劣。为保护本国利益，转向限制豁免主义，对国家的商业行为不再给予豁免。限制豁免主义强调维护个人和法人的利益，把国家行为根据性质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把国家财产根据用途分为用于政府事务的财产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主张只有国家的主权行为和用于政府事务的财产才能享有豁免,而国家非主权行为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不给予豁免。所以，国家豁免理论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转变是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国际法的一个显著发展就是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新的法律分支对传统国际法的诸多领域提出挑战，如国际法主体等，国家豁免理论也不例外。在研究国家豁免理论的转变问题时，如果忽视个人在国际法地位上的变化对国家豁免的影响，则很难真正理解其转变的原因。传统国际法被认为是专门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即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主体并享有根据国际法的权利而个人则不被认为具有这种国际的合法权利。他们被说成是国际法客体而不是主体，国家充其量对个人具有某些国际法律义务，而个人则被认为对他们的国籍所属国家负有义务也就是说国际法不是调整个人人权同他们国籍所属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的全部问题都被认为是属于每个国家的绝对国内管辖范畴，这一原则否定了其他国家具有为受到本国虐待的国民进行调解或干预的权利。 传统国际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很早就确立国家有义务以符合文明或正义的某种最低限度的标准来对待外国国民。当一国违背其国际义务侵犯外国国民的人权并产生赔偿责任时要求赔偿的权利和最终的赔偿在传统国际法理论上不是属于被损害的个人而是属于此人的国籍国。这种赔偿的权利一般是通过有关政府间的外交途径解决即其国籍国的外交保护，正因为如此国际习惯法要求权利所有国和被损害人之间具有有效的国籍联系即有效国籍原则。这一原则的消极后果是无国籍人及具有违法国籍的人就得不到保护，这与国际人权保护发展进程是不协调的因为现代国际法开始承认个人—不管他们国籍如何—应享有某些基本人权。 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人权法的巨大演变和广泛立法编纂使得个人的人权问题及人权保护观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对国际法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同样，也影响着作为国际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豁免理论，这种影响也必须在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中体现出来，正如《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三）》 所指出：“随着人权法的发展适用于自然人的对外国人的责任法开始涉及对他们基本人权的保护，同时国家开始引用当代人权准则为基础来对其国民进行损害赔偿”。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豁免理论发展至今，个人在国际法地位的变化及对人权保护的强调起了很重要作用而且在推动着国家豁免范围的近一步缩小。因为早期的限制豁免是把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对主权行为是给予豁免的，近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权尤其是基本人权保护的强化使得即使是国家“主权行为”如果导致侵犯基本人权也可能会被排除享有豁免。
二、人权保护与国家豁免的协调-兼对《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相关条款的立法建议
一国法院对另一国哪些国家行为可以行使管辖权？在有关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中，不少区分国家行为的标准被提出来了如“行为性质标准”或“行为目的标准”等等，其中“行为性质标准”是实行限制豁免主义的国家中应用最广泛的标准；但“行为目的标准”并没有完全被排斥而是一般性地作为辅助性的标准，这一点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二读草案中有体现。将“行为性质标准”或“行为目的标准”作为区分国家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即在国家商业行为领域是合理的；但当涉及国家侵权尤其是侵反基本人权时，此标准是不适用的是因为当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无论是从行为性质还是从行为目的都是应该承担责任的行为这是由基本权作为强行法的性质决定的。当然在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也并非所有时候都不豁免与外国法院的管辖。为维护行为国国家主权及其正常国家职能的运行，仍需寻求一个可以使受害人得到救济而又不损害行为国主权的方式与标准。下面笔者将以对基本人权的强行法性质为着入点，来寻找划分当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国家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界限。
（一）、基本人权作为国际强行法
国际法建立在国家的同意基础上。无论是条约法的产生还是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无一例外地都说明这一点。国际常设法院在著名的“荷花号案”中指出“国际法是国家间的法律，约束国家的法律规则来自国家在条约或在获得普遍接受的明示法律规则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这些规则调整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共同目的” 如果说国际法产生与国家间的自由意志，那么它可以被同样的意志改变。新的国际习惯或条约可以使先前条约废除或无效，然而近年来一种新的国际法规范被广泛讨论即国际强行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的条约无效；而所谓一般强制规律是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的规则。虽然对于哪些国际法规则为强行法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分歧很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际人权法中对基本人权保护的规范如禁止歧视和其他不人道待遇、禁止酷刑等属于强行法范畴；1970年国际法院在一判决中指出“基本人权受强行法保护，禁止酷刑也是强制国际法”。强行法必须遵守，不受国家是否同意的限制。
在个人基本人权遭到国家行为侵犯时，当今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有两种救济的途径：一是规定个人可以在国际层面上寻求救济也就是说向某一国际性法院提起针对该行为的诉讼，这需要国际法赋予个人这种地位虽然理论上国际法本身并不禁止个人有这种权利，但在实践中个人除在某些区域性条约如《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中获得了个人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外，没有形成普遍的规则。因此，总体来说第一中救济方式在现行国际实践中是不可性的。另一种是国家的外交保护，这种方式是个人在国家豁免主张仍盛行的时间和范围内唯一可能寻求救济的方式。在个人基本人权遭到侵犯而求救与国家外交保护时，外交保护的功能发挥的如何呢？不言而喻，如果国家外交保护可以给予其本国人充分保护，那么限制豁免理论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国际法中国家外交保护的行使一般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国籍原则，即只有受害人国籍国才能对其进行外交保护；二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此原则要求受害人在寻求本国外交保护时需已用尽所在国当地的救济途径。保护基本人权作为国际强行法义务是整个国际社会应承担的，因此所有国家都应可以对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措施所以以“用尽当地救济”来限制受害人母国的外交保护是没有道理的。由于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所以当一国国民向其本国寻求外交保护时其本国有决定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否给予、保护到何种程度及何时停止外交保护都是国家权利范围的事项；而且国际社会中存在大量无国籍人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些无国籍人的权利受到侵犯，该怎样救济呢？因此传统国际法的外交保护由于其本身存在上述弊端，它不是理想的救济方式。随着个人在国际法上地位由完全是国际法客体到在一定范围内部分地取得了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变化，个人在其基本权利遭到国家行为侵犯时应有以自己名义求偿的权利。这种求偿权利的实现的途径就是允许受害人在不损害行为国主权的条件下在另一国法院提起针对该行为的诉讼。而是否构成对行为国主权损害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国际法上个人的利益，现代国际法认为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国家权利并不总是一定居于优先考虑地位；二是国家豁免在国际法中已受到限制的事实。因此笔者认为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一国法院是否可以对另一国家行为管辖的问题而是界定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分界点。本文仅从基本人权保护角度对涉及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何时豁免或不予豁免予以分析。
（二）：基本人权侵犯的性质、规模与国家豁免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此区分国家豁免与非豁免行为应依据国家侵犯基本行为的性质和其规模，本文所讨论的基本人权有不受酷刑、滥捕等保护人的完整及自由、尊严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可能会通过下面两种不同的方式遭到侵犯：针对某一特定个人的或者不加区分的对一部分人如在武装冲突中。当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加区分地对待某些人时，国家这种践踏人权的行径同时会违反其他国际法原则，因此这种侵犯人权方式产生的效果由其违反其他国际法律原则的行为吸收。比如说在武装冲突中国家违反战争法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事发生时，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责任被违反战争法的责任吸收。虽然这两种侵犯人权的方式都会伤害到个人，但由于前一种方式即针对特定个人时对人身的损害是可以控制和估算的，所以可以个别地通过国内诉讼的程序获得赔偿此时侵权国不能援用国家豁免的权利；因为这种诉讼像国家商业行为不能援引豁免一样不会损害国家主权相反还会促使国家限制此类行为再发生。在当今缺乏普遍有效国际诉讼程序的情况下，通过国内诉讼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然而后一种大规模不加区分地侵犯人权的后果无法估算，它可能会使成千上百万的人遭受各种损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提起赔偿诉讼国家就应有豁免于外国法院管辖的权利；因为这种诉讼可能会超出一国经济承担能力最终其国家主权和职能的正常行使，而且没有任何一国法院能承担如此重任这时追究国家责任的方式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机制或由相关国家通过某种可行的办法解决。
对国际人权法与国家豁免之间的协调也就是因此对相关方利益的再平衡。绝对豁免原则仅仅承认国家的利益，“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然而当个人及其利益需要考虑时，绝对豁免原则就显露出了其不足之处。如果“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意味着一国法院不能对另一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那么限制豁免原则在一定范围内表述了一国法院对另一国家行使管辖权的可能。只有当一国法院对另一国行使管辖权侵犯了该国的主权时，援引国家豁免才具有其合理性。在国家实践中主要有两种途径来限制国家豁免，一种是严格区分“统治权行为”和“管辖权行为”，据此国家豁免原则只适用于前一类行为，而不及于后一类行为。另一种认为如果一国国家行为与法院地国有充分的领土联系，则该国家行为不得主张豁免。如国际法委员会二读草案《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12条关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条款中指出，如果该作为或不作为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法院地国领土内，而且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人在作为或不作为发生时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则不得对另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院援引国家豁免。 这两种限制国家豁免的途径主要用于国家商业行为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由于基本人权是强行法所保护的权利，所以上述限制国家豁免的途径不适用于基本人权遭到侵犯的领域 。目前各国对人权保护的水准不同，对基本人权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因此应通过国际性的加以条约规定。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国际法委员会1991年《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条款草案》中增加“关于国家侵犯基本人权方面限制国家豁免的条款 ”，是必要的。本条款应规定如下：
一个外国国家的下列行为不得在法院地国主张管辖豁免
A：如果一国国家行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或其作为及不作为侵犯国际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权如禁止酷刑等
1：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其针对的个人伤害或死亡或
2：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而该国没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意图。或
3：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不是发生在国家武装冲突中
B：除上述A第1种情况外，国家可以在另一国主张国家豁免：
1：如果外国法院对该国的诉讼管辖将导致在法院地或第三国产生难以预见的对该国的类似诉讼并将影响国家公共职能的行使。或
2：该国已将有关诉讼提交有管辖权的国际组织或更有效的国际争端解决机
制。
Abstract: 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now stands as a customary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 com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 equality, also expressed by the phrase “par in parem non habet imperium”. Whi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law, the position of individual in international law has changed and also brings about challenge to 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will give some opinions on how to balance state immun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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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纪机构监管规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监会令2013年第6号
现发布《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保险经纪机构监管规定〉的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主 席 项俊波
2013年4月27日
保险经纪机构监管规定
（2009年9月25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9年第6号发布 根据2013年4月27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保险经纪机构监管规定〉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保险经纪机构的经营行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保险经纪机构是指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按约定收取佣金的机构，包括保险经纪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保险经纪机构，应当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第三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遵循自愿、诚实信用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第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因过错给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保险法》和国务院授权，对保险经纪机构履行监管职责。
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在中国保监会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管职责。
第二章 市场准入
第一节 机构设立
第六条 除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外，保险经纪机构应当采取下列组织形式：
（一）有限责任公司；
（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条 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股东、发起人信誉良好，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记录；
（二）注册资本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本规定的最低限额；
（三）公司章程符合有关规定；
（四）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本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五）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六）有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固定住所；
（七）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业务、财务等计算机软硬件设施；
（八）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其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险经纪公司的注册资本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第九条 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能投资企业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成为保险经纪公司的发起人或者股东。
保险公司员工投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应当书面告知所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的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投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应当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取得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同意。
第十条 保险经纪机构的名称中应当包含“保险经纪”字样，且字号不得与现有的保险中介机构相同，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除外。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全体股东、全体发起人应当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向中国保监会办理申请事宜。
第十二条 保险经纪公司的分支机构包括分公司、营业部。保险经纪公司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内控制度健全；
（二）注册资本达到本规定的要求；
（三）现有机构运转正常，且申请前1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
（四）拟任主要负责人符合本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五）拟设分支机构具备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和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其它设施。
第十三条 中国保监会收到保险经纪机构设立申请后，可以对申请人进行风险提示，就申请设立事宜进行谈话，询问、了解拟设机构的市场发展战略、业务发展计划、内控制度建设、人员结构等有关事项。
中国保监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组织现场验收。
第十四条 中国保监会依法批准设立保险经纪机构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许可证。
申请人收到许可证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保险经纪机构自取得许可证之日起90日内，无正当理由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的，其许可证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 依法设立的保险经纪机构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20日内，书面报告中国保监会。
第十六条 保险经纪公司分立、合并或者变更组织形式的，应当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第十七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事项发生之日起5日内，书面报告中国保监会：
（一）变更名称或者分支机构名称；
（二）变更住所或者分支机构营业场所；
（三）发起人、主要股东变更姓名或者名称；
（四）变更主要股东；
（五）变更注册资本；
（六）股权结构重大变更；
（七）修改公司章程；
（八）撤销分支机构。
第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变更事项涉及许可证记载内容的，应当交回原许可证，领取新许可证，并按照《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第十九条 保险经纪公司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年，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中国保监会申请延续。
保险经纪公司申请延续许可证有效期的，中国保监会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对保险经纪公司前3年的经营情况进行全面审查和综合评价，并作出是否批准延续许可证有效期的决定。决定不予延续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保险经纪公司应当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保监会缴回原证；准予延续有效期的，应当领取新许可证。
第二节 任职资格
第二十条 本规定所称保险经纪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下列人员：
（一）保险经纪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者具有相同职权的管理人员；
（二）保险经纪公司分支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第二十一条 保险经纪机构拟任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报经中国保监会核准：
（一）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二）持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证书；
（三）从事经济工作2年以上；
（四）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营管理能力，熟悉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的相关规定；
（五）诚实守信，品行良好。
从事金融工作10年以上，可以不受前款第（一）项的限制；担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5年以上或者企业管理职务10年以上，可以不受前款第（二）项的限制。
第二十二条 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保险经纪机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一）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许可证的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中介机构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并对被吊销许可证负有个人责任或者直接领导责任的，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起未逾3年；
（二）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金融监管机构取消任职资格的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自被取消任职资格之日起未逾5年；
（三）被金融监管机构决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进入金融行业的，期限未满；
（四）受金融监管机构警告或者罚款未逾2年；
（五）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或者金融监管机构调查；
（六）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非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批准，保险经纪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机构中兼任职务。
第二十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向中国保监会提出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申请的，应当如实填写申请表、提交相关材料。
中国保监会可以对保险经纪机构拟任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察或者谈话。
第二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保险经纪机构内部调任、兼任同级或者下级职务，无须重新核准任职资格。
保险经纪机构决定免除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或者同意其辞职的，其任职资格自决定作出之日起自动失效。
保险经纪机构任免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书面报告中国保监会。
第二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的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起诉的，保险经纪机构应当自其被起诉之日起5日内和结案之日起5日内，书面报告中国保监会。
第二十七条 保险经纪机构在特殊情况下任命临时负责人的，应当自任命决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书面报告中国保监会。临时负责人任职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第三章 经营规则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将许可证置于住所或者营业场所显著位置。
第二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可以经营下列保险经纪业务：
（一）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公司以及办理投保手续；
（二）协助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索赔；
（三）再保险经纪业务；
（四）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者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三十条 保险经纪机构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保险经纪活动。
第三十一条 保险经纪机构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条件，持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证书。
本规定所称保险经纪从业人员是指保险经纪机构中，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拟订投保方案、办理投保手续、协助索赔的人员，或者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从事再保险经纪等业务的人员。
第三十二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对本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保险法律和业务知识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
保险经纪从业人员上岗前接受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80小时，上岗后每人每年接受培训和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36小时，其中接受法律知识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的时间不得少于12小时。
第三十三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建立专门账簿，记载保险经纪业务收支情况。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开立独立的客户资金专用账户。下列款项只能存放于客户资金专用账户：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支付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
（二）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代领的退保金、保险金。
第三十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建立完整规范的业务档案，业务档案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通过本机构签订保单的主要情况，包括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或者姓名，产品名称，保险金额，保险费，缴费方式等；
（二）佣金金额和收取情况；
（三）保险费交付保险公司的情况，保险金或者退保金的代领以及交付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情况；
（四）其他重要业务信息。
保险经纪机构的记录应当真实、完整。
第三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从事保险经纪业务，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依法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其他事项。委托合同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按照与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约定收取佣金。
第三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应当制作规范的客户告知书。客户告知书至少应当包括保险经纪机构的名称、营业场所、业务范围、联系方式等基本事项。
保险经纪机构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经纪业务相关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存在关联关系的，应当在客户告知书中说明。
保险经纪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应当向客户出示客户告知书，并按客户要求说明佣金的收取方式和比例。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向客户说明保险产品的承保公司,应当对推荐的同类产品进行全面、公平的分析。
第三十七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向投保人明确提示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或者除外责任、退保及其他费用扣除、现金价值、犹豫期等条款。
第三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自办理工商登记之日起20日内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或者缴存保证金。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自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或者缴存保证金之日起10日内，将职业责任保险保单复印件或者保证金存款协议复印件、保证金入账原始凭证复印件报送中国保监会。
第三十九条 保险经纪公司投保职业责任保险的，应当确保该保险持续有效。
保险经纪公司投保的职业责任保险对一次事故的赔偿限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一年期保单的累积赔偿限额不得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同时不得低于保险经纪机构上年营业收入的2倍。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达到人民币5000万元的，可以不再增加职业责任保险的赔偿额度。
第四十条 保险经纪公司缴存保证金的，应当按注册资本的5％缴存，保险经纪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相应增加保证金数额；保险经纪公司保证金缴存额达到人民币100万元的，可以不再增加保证金。
保险经纪公司的保证金应当以银行存款形式或者中国保监会认可的其他形式缴存。
保证金以银行存款形式缴存的，应当专户存储到商业银行。保证金存款协议中应当约定：“未经中国保监会书面批准，保险经纪公司不得擅自动用或者处置保证金。银行未尽审查义务的，应当在被动用保证金额度内对保险经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一条 保险经纪公司不得动用保证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注册资本减少；
（二）许可证被注销；
（三）投保符合条件的职业责任保险；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节 禁止行为
第四十二条 保险经纪机构不得伪造、变造、出租、出借、转让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保险经纪机构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范围。
第四十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从事保险经纪业务不得超出承保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从事保险经纪业务涉及异地共保、异地承保和统括保单，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开展经纪业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保险公司的行为：
（一）隐瞒或者虚构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
（二）误导性销售；
（三）伪造、擅自变更保险合同，销售假保险单证，或者为保险合同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四）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五）未取得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委托或者超出受托范围，擅自订立或者变更保险合同；
（六）虚构保险经纪业务或者编造退保，套取佣金；
（七）串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骗取保险金；
（八）其他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保险公司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开展经纪业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行政权力、股东优势地位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或者限制其他保险中介机构正当的经营活动；
（二）挪用、截留、侵占保险费、退保金或者保险金；
（三）给予或者承诺给予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
（四）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机构或者个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五）泄露在经营过程中知悉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保险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四十七条 保险经纪机构不得以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不得以虚假广告、虚假宣传或者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保险市场秩序。
第四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不得与非法从事保险业务或者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发生保险经纪业务往来。
第四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不得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保险产品作为招聘业务人员的条件，不得承诺不合理的高额回报，不得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作为从业人员计酬的主要依据。
第四章 市场退出
第五十条 保险经纪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不予延续许可证有效期：
（一）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没有申请延续；
（二）不再符合本规定除第七条第一项以外关于公司设立的条件；
（三）内部管理混乱，无法正常经营；
（四）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未得到有效整改；
（五）未按规定缴纳监管费。
第五十一条 保险经纪公司因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中国保监会依法不予延续有效期，或者许可证依法被撤回、撤销、吊销的，应当依法组织清算或者对保险经纪业务进行结算，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清算报告或者结算报告。
第五十二条 保险经纪公司因分立、合并需要解散，或者根据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的，应当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后解散。
第五十三条 保险经纪公司申请解散的，应当自解散决议做出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一式两份：
（一）解散申请书；
（二）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的解散决议；
（三）清算组织及其负责人和清算方案；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清算结束后，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清算报告。
第五十四条 保险经纪公司解散，在清算中发现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应当依法提出破产申请，其财产清算与债权债务处理，按照法定破产程序进行。
第五十五条 保险经纪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责令关闭或者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依照法定程序组织清算，并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清算报告。
第五十六条 保险经纪公司因下列情形之一退出市场的，中国保监会依法注销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一）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中国保监会依法不予延续；
（二）许可证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吊销；
（三）保险经纪公司解散、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责令关闭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被注销许可证的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及时交回许可证原件。
第五十七条 保险经纪公司分支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依法注销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一）所属保险经纪公司许可证被依法注销；
（二）被所属保险经纪公司撤销；
（三）被依法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
（四）许可证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吊销；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注销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被注销许可证的分支机构应当及时交回许可证原件。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依照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报送报表、报告、文件和资料，并根据中国保监会要求提交相关的电子文本。
保险经纪机构报送的报表、报告和资料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人签字，并加盖机构印章。
第五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妥善保管业务档案、会计账簿、业务台账以及佣金收入的原始凭证等有关资料，保管期限自保险合同终止之日起计算，保险期间在1年以下的不得少于5年，保险期间超过1年的不得少于10年。
第六十条 保险经纪公司应当按规定将监管费交付到中国保监会指定账户。
第六十一条 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利润等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向中国保监会报送相关审计报告。
中国保监会根据需要，可以要求保险经纪公司提交专项外部审计报告。
第六十二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监管需要，可以对保险经纪机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其就经营活动中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
第六十三条 中国保监会依法对保险经纪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一）机构设立、变更是否依法获得批准或者履行报告义务；
（二）资本金是否真实、足额；
（三）保证金提取和动用是否符合规定；
（四）职业责任保险是否符合规定；
（五）业务经营是否合法；
（六）财务状况是否良好；
（七）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的报告、报表及资料是否及时、完整和真实；
（八）内控制度是否完善，执行是否有效；
（九）任用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符合规定；
（十）是否有效履行从业人员管理职责；
（十一）对外公告是否及时、真实；
（十二）计算机配置状况和信息系统运行状况是否良好。
第六十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因下列原因接受中国保监会调查的，在被调查期间中国保监会有权责令其停止部分或者全部业务：
（一）涉嫌严重违反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及本规定；
（二）经营活动存在重大风险；
（三）不能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第六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要求配合中国保监会的现场检查工作，不得拒绝、妨碍中国保监会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一）按要求提供有关文件、资料，不得拖延、转移或者藏匿；
（二）相关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及从业人员应当按要求到场说明情况、回答问题。
第六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可以将其列为重点检查对象：
（一）业务或者财务出现异动；
（二）不按时提交报告、报表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
（三）涉嫌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受到中国保监会行政处罚；
（四）中国保监会认为需要重点检查的其他情形。
第六十七条 中国保监会可以在现场检查中，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提供相关服务；委托上述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协议。
中国保监会应当将委托事项告知被检查的保险经纪机构。
第六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认为检查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的，可以向中国保监会举报或者投诉。
保险经纪机构有权对中国保监会的行政处理措施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九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保险经纪公司或者未取得许可证，非法从事保险经纪业务的，由中国保监会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设立保险经纪机构或者申请其他行政许可的，中国保监会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第七十一条 被许可人通过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设立保险经纪机构或者取得中国保监会行政许可的，由中国保监会依法予以撤销，对被许可人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申请人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第七十二条 保险经纪公司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变更组织形式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三条 保险经纪公司未经批准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发生第十七条所列事项未按规定报告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从业资格的人员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出租、出借或者转让许可证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缴存保证金或者未经批准动用保证金；
（二）未按规定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或者未保持职业责任保险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三）未按规定设立专门账簿记载业务收支情况。
第七十七条 保险经纪机构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从事业务活动的，或者与非法从事保险业务或者保险中介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发生保险经纪业务往来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
第七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六条，未按规定制作、出示客户告知书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有本规定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条 保险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开展保险经纪业务过程中，索取、收受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给予的合同约定之外的酬金、其他财物的，或者利用执行保险经纪业务之便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的，由中国保监会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一条 保险经纪机构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七条的，由中国保监会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二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九条的，由中国保监会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三条 保险经纪机构未按本规定报送或者保管有关报告、报表、文件或者资料的，或者未按照规定提供有关信息、资料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许可证；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一）编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或者资料；
（二）拒绝、妨碍依法监督检查。
第八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缴纳监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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