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确保公正高效司法

王树生


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作为法院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法官素质、塑造法官形象的有效手段。正因为如此，全国法院对法官职业道德建设都非常重视，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规定、条例、办法等，对法官的职务行为进行规范、制约和监督，以此培养和强化法官的职业道德意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最高法院为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该《准则》是指导人民法院作风建设和队伍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但总体上看，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建设还比较薄弱，离人民群众对法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去探索和解决。
一、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
我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指出：“人民法官是否具备优良的品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对确保公正司法意义重大。”将法官职业道德与司法公正联系起来，就能看出当前我们进行司法改革过程中，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我认为，是由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同实现司法公正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双向作用决定的。一方面，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另一方面，司法公正又对法官的职业道德、行为操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作为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基本含义是：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是提高法官素质的有效手段，而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对实现司法公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法官职业道德本身具有保证司法公正和高效的作用
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道德的作用，把道德作为巩固其权力的一种手段，认为“治国就是治吏“。治吏就要从“德”抓起。孔子讲过“为政以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重视道德的思想对维护封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社会主义道德与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内涵更为丰富，对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法官职业道德与人们的职业活动密切相关。法官作为特定职业的从业者，除了遵循普通人都应当遵循的一般道德规范外。还应遵循法官职业所要求的特殊的道德规范。也正是这些规范，才反映了法官职业最本质的特征。法官职业道德是司法职业道德的一种，是指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法官职业道德不仅规范法官个体的行为，而且对人民法院的整体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群体职业道德修养的提高比个体职业道德修养的提高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官以外的其他法院工作人员虽然不属于法官的范畴，但他们的行为都应当纳入法官职业道德体系，加以统一管理和监督。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职业道德与一般社会道德相比，有着更为严格的职责性、强制性和自律性，这是因为，法官职业道德从属于政治权力，在法官职务范围内的一切职业活动都与权力的运作紧密相连。法院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中诸多矛盾，在运用教育的、行政的和经济的种种手段无法解决时，最后都要拿到法院来解决，因此，法官承担着维护社会正义的重大职责，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要求应当高于其他职业道德的要求。目前，在我国虽然产生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道德修养偏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并已成为公正司法的一大障碍。我们的法官如果不具备应有的道德品质，做不到忠于法律、刚正不阿、廉洁自律、修身奉法、服务人民，司法公正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2、法官队伍中存在着的种种不良职业道德表现，有损于法院及法官的形象，影响着司法公正和高效的实现
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还包括形象公正。形象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外在表现。这就好比我们到医院去就诊，如果碰上一个举止仪态、谈吐都很不得体的医生，就很容易对他的医术产生怀疑。实际上，也许医生的医术并没有问题，甚至医术还相当高明，但也许就是因为形象不好，失去了患者对他的信任。同样道理，一个语气生硬、态度冷漠、作风松散的法官，是不可能得到当事人的尊重和信服的。要解决个别法官行为不检点、形象不佳的问题，必须从其内在的思想道德素质抓起，固本清源。要用法官职业道德准则去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职务行为。
3、法官缺乏职业道德修养，自律不严，还容易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温床
法院队伍中出现的一些办案不公正、不廉洁的问题，甚至个别人员的司法腐败问题，往往是他们道德水准不高，不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逐步发展、演变的结果。某些引起社会公众强烈不满的案件，也常常是由于法官的不良职业道德表现造成的。从表面上看，道德问题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批评、教育也就可以了，从法院内部管理上也很容易疏忽、麻痹，但有些问题往往出在小节上，由量变到质变，以致酿成大错。从法院系统近年来一些干警违法违纪的事例来看，在职业道德品质上大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恰恰是这些不易为人察觉的缺陷，给腐败提供了土壤。如果能及时发现，严肃教育，迅速纠正，还是可以挽救的。所以说，要对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从不良现象抓起，从小处抓起，防微杜渐，彻底铲除孽生腐败的土壤。
二、人民法官职业道德的思想标准
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行为是靠人的思想支配的，法官也不例外，一切行为也受其思想的支配与调节，即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因此，从人的这一特性出发，我认为基层法官职业道德标准首先应具备一定的思想标准。这种思想标准，概括起来应具备以下五个观念：
1、坚定的政治观念
我国的法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法院的法官，这一性质决定了在法官职业道德的思想标准中，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观念这一政治标准。坚定的政治观念的内在标准要求法官必须讲政治，讲信仰，讲党性，讲原则，讲大局。任何情况都能站稳政治立场；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党性原则和党的基本路线；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任何情况下审判工作都能自觉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和全党工作大局；任何情况下都能忠于党和人民，忠实于法律。
2、正确的利益观念
利益是对每一个人道德水平最实际的检验，是衡量道德高低的试金石。因此，人民法官在职业道德的操守中，从思想上必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念。这种正确的利益观念的内在标准要求法官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集体、他人利益的关系。做到在任何情况下，当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集体、他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毫不犹豫地服从党和国家、集体、他人利益；正确处理正当利益与非法利益的关系，做到任何情况下在非法利益面前不动心；正确处理手中权力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做到任何情况下不利用手中权力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正确处理廉洁执法与各种利益腐蚀的关系，做到任何情况都不接礼，不受贿，不贪赃枉法。
3、鲜明的是非观念
法官是明判是非，头脑中必须具备鲜明的是非观念，这是法官职业道德的必然要求。这种鲜明的是非观念的内在标准要求法官必须黑白分明，是非明辨，善恶明断，主持正义，坚持公道，惩恶扬善，扶弱济贫，打击与保护对象明确。
4、公正的司法观念
公正即不偏不倚。公正司法是党和人民对法官的基本的要求，也是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因此，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必须从思想上牢固树立公正的司法观念。这种公正的司法观念的内在标准要求法官必须做到独立审判，在审判活动不受当事人和他人左右，始终把自己置于独立裁判者的地位，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力；居中裁判，在审判活动中，不屈从权贵，不偏亲向友，不偏袒一方，不枉不纵，始终把自己置于居中裁判者的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平等地保护不同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平等地执行好每一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尊重客观，认定证据效力和案件事实要客观公正，不主观臆断，不先入为主，不偏听偏信。
5、高尚的情操观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操，而不同的情操则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基层法官作为执法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观念。这种高尚的情操观念的内在标准要求法官追求上进，开拓进取；崇高文明，情趣健康；为人正直，品德优雅；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爱岗敬业，甘于奉献。
三、法官职业道德的行为标准
法官在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标准之后，在职业道德标准中还必须具备一定的行为标准。这是因为法官的裁判活动，都是通过实施一系列的行为完成的，行为直接反映出法官的道德水平。基层法官的行为标准，概括起来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法律修养的全面性
法官是执法者，每天都与法打交道，每天都在执行法律、适用法律，而全面的法律修养又是正确执行法律、适用法律的前提。因此，法官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具备全面的法律修养。全面的法律修养的内在标准要求法官不仅要精通程序法，还要精通实体法；不仅要精通法律、法规，还要精通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仅要精通与审判工作、审判对象相关的专业法，还要精通相关的司法解释；不仅要精通审判专业知识，还要精通党的方针政策。只有法律修养的全面性，才能保证司法活动的严肃性、合法性。
2、语言举止的文明性
语言举止是法官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必为的行为，语言举止是否文明，直接反映出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平。因此，法官的语言举止必须文明。在语言文明上要求法官要使用符合法官职业特征的审判专业性语言；与审判对象相关的行业语言；符合逻辑思维规律的逻辑语言；符合特定环境，特定对象的语言；禁止使用欺诈性、主观臆断性、威胁性、厌烦性、含混性、讽剌挖苦性、指责性、煽动性、污辱性语言。举止文明，在庭下应做到：举止端庄，神态自若，情绪稳定，行为有序。在庭上应做到：严肃认真，不卑不亢，坐姿规范，目视自然。
3、裁判行为的公正性
裁判行为是法官执法的基本行为，裁判行为是否公正，是法官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因此，裁判行为的公正性是法官职业道德的核心。裁判行为的公正性要求法官做到程序和实体公正并重。程序公正，即在办案中严格执行程序法的规定，认真执行法定程序，不随意简化程序，不随意改变程序，不随意违反程序，做到每一起案件程序合法。实体公正，即司法结果公正，做到公正地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地认定证据的效力，公正地保护每个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公正地确保义务主体应承担的法定义务。
4、抗诱惑、干扰的坚定性
法官是人不是神，也有七情六欲，在审判活动中也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诱惑和干扰。在诱惑和干扰面前，能否守住，是对法官道德素质最严峻的考验。因此，法官必须具备抗诱惑、干扰能力。抗诱惑、必须在金钱面前不动容，美色面前不动心，亲情面前不动情，是非面前不乱寸，干扰面前不动颜，威胁面前不屈膝，压力面前不低头，名利面前不伸手。
5、不为行为的自控性
法官是手中握有审判权的执法者，其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作为一名法官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不为面前能否做到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特别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实在是对一个人道德素质的最好考验。作为一名法官，在不为面前做到坚决不为，必须有坚定的自控能力。在任何情况、场合下，都做到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进的门不进，不该伸的手不伸，不该做的事不做。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与场合下，不酗酒、不失态、不失志、不失言、不失行、不失策、不失职，言行有素，克己自律。
四、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
法院队伍建设的关键是提高法官素质，而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又是提高法官素质的有效手段。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是人民法院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建设的重点要放在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上，使每—位法官都清楚，必须遵守哪些行为操守，坚决防止和力戒哪些不道德的行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的任务，是向法官传输社会主义的司法道德原则、规范和范畴，为法官道德品质的培养和提高，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础。良好的道德品质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发形成的，是因教成德、通过教育逐步形成的。要通过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把法官对组织承担的职责转化为个人内心的信念，增强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能力。即使在法律、规章制度管理不了的地方，也能正确抉择自己的行为，做到慎独，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能够自觉地遵守道德原则，实行自我控制和监督。
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主要包括提高法官道德认识、确立法官道德信念、陶冶法官道德情感、锻炼法官道德意志、养成法官道德习惯五个方面。
1、提高道德认识是法官道德教育的前提和基础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向法官系统传授、灌输国家要求的社会道德和法官道德观念，使其能够深刻认识和领会社会道德和法官道德的原则、规范、范畴的内容、意义，自觉规范职务言行。道德认识是道德品质的先导。没有正确高尚的道德认识，就不会有高尚的道德行为，也就不可能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道德认识也就是道德意识，或者称道德感。作为法官，从法律的角度思考问题是其天职，但也要学会从道德、良心上去检点自己的言行，不断增强道德感。这样，就能不断地矫正自己的行为，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品行操守。
2、陶冶法官的道德情感是法官道德教育的必要环节
所谓法官道德情感，是人们依据一定的法官道德观念，在处理法官道德关系、评价法官道德行为时，所产生的一种好恶、爱憎的感情。法官道德情感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左右着人们对某种思想、观念、行为的接受与拒绝。陶冶法官道德情感就是把抽象的、外在的法官道德知识，变为个人内在的心理要求，这是树立道德信念、形成道德品质的必要因素。
3、锻炼法官道德意志是法官道德教育的重要保证
道德意志是指一个人坚持道德原则、提高道德修养时，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的毅力和能力。在履行法官道德义务时，有时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干预，如舆论的非难、亲友的责备、当事人的纠缠、邪恶势力的阻挠、行政权力的压制等等，面对这种种情况，意志不坚定的人就会出现动摇、妥协、退让，放弃自己的职责；而意志坚强的人，则能够坚定地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一个人的意志是否经得起考验，是其道德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论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

刘顺航

非法收集的证据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以超越法律授予的权限、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以下简称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有悖于证据的合法性原则，背离诉讼程序公正、司法权力制约等现代化法治要求，但是非法证据又往往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助于揭露犯罪。非法证据的这种特殊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常使司法机关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采纳非法证据能够证实犯罪，却等于默认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及后果；排除非法证据，则会失去指控犯罪的有力证据，甚至使罪犯逍遥法外。
一、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对非法证据适用排除规则
为了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不致受到损害，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禁止使用违法所得的证据，即当认为使用某项证据有碍法律的正当程序时，无论该证据有无客观证据能力（客观性、相关性），一律不准使用。美国最高法院于1914年在一个判例中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法律实施官员违反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采用，目的在于防止政府官员为取证而违反法律正当程序，侵犯刑事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后来，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对待非法证据问题上最初采用“权衡原则”，根据案件情况权衡利弊取舍非法证据，在非法取证行为与放弃案件客观真实之间进行选择，两害相较取其轻，后来也逐渐向英美法系靠拢，逐步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但是对非法证据确立排除规则的国家，一般同时也确立了一系列不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以免排除规则涵盖过宽，以致放纵犯罪。
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尽管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有时确实令人不尽满意，特别是当一个实际有罪的人因执法人员的行为不当而逍遥法外时，很多人可能都会愤愤不平。然而，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在于通过摈弃违法取证的利益而遏制违法取证的行为，这种做法虽然可能会给社会利益以及被害人利益造成一定损害，但有利于防止社会利益以及组成社会的每个公民的权利受到政府权力滥用的侵害，实际上是符合社会要求权利保障的普遍利益的。
二、在我国确立合理的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合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意义重大。首先排除非法证据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司法活动，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而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不能并存的时候，将程序公正置于实体公正之上，实行程序公正优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惩治犯罪的内在要求。采用非法证据，等于一方面要求公民必须守法，一方面却默认执法人员违法，并承认其违法后果。这样不仅被处罚的罪犯心中法律的公正观念荡然无存，而且产生间接鼓励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暗示，使宪法及法律有关程序公正的规定丧失其实质内涵。其次，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保障公民权利和有效惩治犯罪是刑事诉讼不可偏废的两项基本任务。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力度，强化了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与保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由于社会上每个公民都是潜在的涉讼主体，都可能成为非法取证行为的侵害对象，因而非法取证行为对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存在潜在威胁。非法取证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所需的证据，因而通过排除非法证据，否定非法取证行为及结果，来达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是文明执法的必然要求。文明执法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办事，禁止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非法取证行为与文明执法的要求根本背离。由于我国当前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是太高，加之历史上“重实体、轻程序”等思想影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都曾被认为是合法，更由于非法取证行为确有获取某项证据而揭示案情的实效，致使非法取证行为至今香火不断，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但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仍屡禁不止，这就使得我国当前文明执法的任务相当艰巨。如果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诱因，从而促进文明执法。第四，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于法有据。我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参加国，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依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有刑讯逼供的证据”，这一规定因我国加入该公约而具有国内效力，也是我国在诉讼中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依据。
如前所述，对非法证据采取排除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它虽然追求了刑事诉讼的绝对公正，但它是以牺牲实体正义即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为代价的。绝对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非法证据处理模式，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和条件为依托。鉴于我国当前社会治安不好的状况还没有根本转变，重大恶性案件继续上升，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仍然猖獗，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不高的现状，如果在司法实践中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将会削弱打击犯罪的力度。因此，根据我国的犯罪状况和司法水平，在对待非法证据效力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即坚持以排除非法证据为原则的同时，对排除规则作出必要限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根据违法行为强度与指控犯罪的严重程度权衡利弊，决定取舍非法证据，以求得在打击犯罪与维护合法诉讼程序之间达成一种较为均衡的局面，使法律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的作用能够得到均衡发挥。
三、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理论探讨和立法规定
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①：①排除说。认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不能采纳为判决的依据，理由是：采纳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法所取得的口供及其他证据材料，就会助长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因此无论其内容是否查证属实，都不能承认其证据效力。②区别说。主张将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获取的证据相区别。理由是：刑事证据如果查证属实，可以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没有理由不予采纳。但不能因为采纳非法获取的证据就对非法取证行为加以容忍，对于非法取证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处理；情节恶劣严重触犯刑律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能因为手段违法而把“客观事实”认定为不是证据。③转化说。主张排除非法证据，但可以将其作为“证据线索”，依这一线索去获取合法证据，即将非法证据作为线索引申出诉讼中的合法证据。
在立法上，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近年来颁布的一系列规范警察、检察官及法官等公安司法人员的法律中也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以及违反这一规定的罚责。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4条还规定了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取得赔偿后，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向上述行为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法律虽然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
针对上述立法缺陷，“两高”司法解释分别作了相应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宣告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对证据来源合法性问题不予审查的历史终结，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大进步，但是其中限制排除非法证据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两个司法解释在对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上都采取了绝对排除的原则，而对于非法获得的其他证据的效力则未作规定，这显然是考虑到我国目前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司法力量薄弱、违法取证现象大量存在的客观状况，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决定。但是反过来讲，其隐含的意思就是除了非法言词证据外，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用，这显然有悖于刑事诉讼法关于“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包括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应当首先明确一律适用排除规则，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方可例外。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根据非法取证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行为人主观过错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等来决定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例如非法言词证据。对于刑讯逼供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情形规定的较为明确，实践中不难判别。但对于利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如何界定，立法上缺少统一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取证对象的不同来区别对待：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必须显示法律的威严，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内心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因此只有当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严重到超过必要限度时，所取得的证据才能认定为非法证据而排除；收集其他取证对象（包括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的陈述及证言，不能够象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一样使他们感到有某种威慑，而是必须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要求“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如果使用了暴力、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无论情节轻重，所收集的证据均应视为非法加以排除。又如非法实物证据，只有经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且非法取证手段没有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的，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总之，合理确定非法收集的证据效力，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诉讼价值观念，表现了国家在依法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权衡，是我国的现实司法状况和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需要，对于加速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1年2月


注释：
①张穹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第258页。